所谓的主持赈灾事物并非是走走看看，而安抚使也并非到哪遇到灾情便掏钱，钱用完了便了事回朝。
从一开始叶安便觉得这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是一个关乎经济和民生的共同问题。
范仲淹从一开始便准备采用最古老的办法来救灾，简单来说就是一路向南视察下去，发现那里受灾严重，便在当地进行合理规划,同时给予朝廷拨款的方式来进行。
这样做不能说不对，只能说效率低，收益慢，但这在大宋的士大夫看来已经是最有效的办法了，范仲淹的方案几乎得到了朝堂上下一致的赞赏。
毕竟当地官员和百姓对范仲淹的到来都是感恩戴德的，同时也对朝廷,官家感恩戴德,当然这其中除了张谦等一众贪官污吏，以及那位发国难财的相公。
好在张士逊为了自己的名声,并没有因为利东粮铺的事情刁难叶安与范仲淹，对于他们派人寄来的账册也是讳莫如深，仿佛所有人都忘记了这件事，就连嫉恶如仇的范仲淹最后也选择了妥协。
这就是大宋就在的策略，如果不是范仲淹南下赈灾，很有可能是将灾民编入厢军之中，朝廷再花钱养下这群毫无战力的军队，以次简单粗暴的完成救灾。
但不能否定的是，宋朝对灾情是十分重视的，只不过手段并不多，策略还是相当简单。
所以相对来说，范仲淹的救灾策略已经相当不错，最少让灾民活下来的同时，能再度回到家乡耕种土地，进行正常的生活。
大宋的赈灾方式毫无经济效益，主要措施包括施粥，赈给,赈粜,这些措施都是朝廷无偿救助给受灾群众的，救灾食物大多都是日常生活用品。
施粥其实是最不现实的一种，受灾百姓数量暂且不提，单单是施粥地点的传播便需要一定时间。
除此之外，宋朝一到灾荒时节也会制定非常宽松的政策，朝廷会特地减轻应征赋税或者直接免除，甚至暂停夏秋两税。
同时还会放松国家对经济产品的垄断，比如盐，酒等重要产品，允许商人谋利，这样一来便会间接的让灾民在灾荒年代可以借助朝廷政策得以谋生，但可惜的是以此压榨劳力的行为也在这个特殊时期变得合法。
这些所谓的救灾良策在叶安看来都是落后原始的方式，只是简单粗暴的用钱解决灾民的问题，用宽松的政策给百姓解绑，并不能实质上进行改变。
但即便是这样，大宋的救灾政策中有许多都还是首创，是前朝前代所没有的,究其原因，这个时代相较前朝已经发达的太多,思想上的进步也是毋庸置疑的。
叶安感慨于大宋的创新精神，但还是看不起范仲淹的救灾策略，救灾是多方面的，无论是经济上的调节，还是会制度上的完善都应该遵循一个原则，即以工代赈，在救灾的同时促进发展。
吴遵路便是开了一个好头，他在通州应对灾情的策略丰富有效，最是值得推广，当然叶安也参杂了些私心在其中。
在大宋对什么进行改革都是较为困难的，唯独对救灾策略进行改革并不困难，因为在士大夫眼中，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即便是风险与收益共存，办砸了的的风险太大，得不偿失不值得去冒险赌上自己的名声。
这时候谁若是提出好的解决方案一定会被朝臣所同意，因为这一切与他们这些朝官并无干系，
若是成功他们也少不了一个举贤任能之名，若是失败，那对不起只有你一个人背锅。
范仲淹当然能看出叶安想要在赈灾这件事上大展拳脚，这对于他来说同样是一件好事，吴遵路自不用说，他对江淮灾情的关注早就开始，否则通州也不会成为这般世外桃源般的存在。
三个人都想做实事，只不过范仲淹想要安抚江淮灾情，吴遵路想要让朝廷负起通州身上的重担，而叶安想要改革。
不得不说这三个人凑在一起还真是互惠互利，意气相投，他们共同的观点很是一致，废除大宋的所有苛捐杂税。
眼下的苛捐杂税实在太过沉重，尤其是在灾情严重时，大多数的百姓沦为灾民的重要原因便是收入减少的同时无法支付繁琐高昂的杂税。
大宋的夏秋两税已经是唐时的六七倍之多了，可即便如此，还有大量的苛捐杂税需要交纳，并且这些杂税还都集中在底层百姓的身上。
无论那个时代，底层百姓的数量永远是最多的，基数最大的，即便是在发达的后世，依旧有着庞大的底层百姓，要看一个时代的好坏，只需看看这个时代的底层百姓生活便可知晓。
从东京城到通州，范仲淹与叶安见识到了太多的底层百姓生活，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在这个受灾情影响最小的通州，依旧出现了让他们无法接受的事情。
老范本是打算与叶安看看吴遵路搭建收留救助百姓的草棚，这里是吴遵路的救灾政绩之一，当然要眼见为实，毕竟朝廷也要知晓钱花去了哪里。
百姓们见了天官到来，也并未有多少惶恐，大宋的老百姓几乎都是这样，在他们严重京朝官都是来打个过场的，太过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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