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是在拥有严格执行框架的后世，国家的政策在地方上的执行都会出现偏差，何况是眼下的大宋王朝？
还是那句话，灭门知府，破家县令，国家政策从中央传递到地方上，终究是要靠地方官员执行,
别说是知县，主簿之类的地方官员，就算是没有多少权利的小吏也能让朝中士大夫辛辛苦苦制定的政策完全变样。
何况皇权不下县，在地方上宗族和乡绅几乎垄断了权利，老百姓所要面对的最底层力量不是县衙，而是地方上的乡绅,
宗族长辈。
有时候宗族的权利甚至能大过国法，以宗族之名迫害甚至是草菅人命的行为太多太多,
而县衙从来不会主动过问这些事,
只要民不告，那便官不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反正人死了，一段时间后便不会有人再记得，但前提是这个人没有后台，没人会为他秋后算账。
寻常的平头百姓，哪里会有人为其出头，所以死了也就死了，只要宗族将事情掩盖下去，就没有麻烦会出现。
和大宋的朝堂一样，地方上的宗族的想法也是解决不了问题，那就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许多朝廷的政令无法在地方上有效执行，而县衙又需要依靠宗族的力量对地方进行管理，双方之间唯有选择妥协，一些必须的政令宗族会执行，而对于宗族的私刑,
县衙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于老范着重强调今年减免税收力度这件事，叶安与吴尊路都是十分赞成的，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范仲淹在奏疏中三令五申，请求朝廷以江淮县衙督办此事，中书政令当直接发往县衙而非州府衙门。
如此能最大程度上掌握此事，一个知县事往日里顶多对州府衙门负责，而若是中书的政令送到他们的手中，必然引起重视！
叶安微微一笑，这哪时引起重视，怕是会把人吓到，但其实老范这一手越级传达挺妙的，江淮百姓在这场灾情中很难缓过劲来，毕竟在这片土地上大多是平原，往日里极少遇到旱蝗之灾，富庶惯了。
这次灾情给江淮百姓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许多中县，上县，甚至是赤县都在这场灾情中变为贫困。
等同于富贵之家徒遭无妄之灾的打击,
甚至许多人接受不了这一事实选择自尽,
这也是为何白莲社发展壮大的原因。
通州州衙之中，范仲淹再次将三份奏疏放入锦盒之中，再在开合之处用蜡封封好，用上三人官印密押后交给了急脚递。
能用上日行四百里的急脚递已经说明事态紧急，现在江淮之地可谓是内忧外患，别看通州已经稳定，还在救助临近州府，可灾民的数量却在增加，主要是各地去岁的存粮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
今年夏粮几乎颗粒无收，这便意味着百姓要断顿，就算范仲淹与叶安在各地打压粮价，可也需要时间，灾民百姓们只看到越来越少的粮食，并未看到在路上源源不断运至江淮的运粮车队，心中的恐慌自然会增加。
一边是百姓自己的恐慌，一边是白莲社的暗中蛊惑人心，这个世界上从来都不缺心机勃勃的野心家，戴德坤同样如此。
就算是方林月一开始也在打算利用戴德坤进行复仇，但最终他的冷酷无情使得方林月彻底失望，悄然离开了白莲社的同时也让叶安终于没了顾及。
相比于赈济灾民，朝廷对待白莲社这种结社组织的态度便要强硬的多。
无论是士大夫阶级还是赵祯这位官家从心底里最不愿看到的便是民间社会的动力动荡，白莲社已经与蛊惑百姓造反的言论出现了，这对统治阶级来说是绝不能容忍的。
你能说大宋的皇帝仁慈，对于那些妄言造反和称帝的可笑之徒总是网开一面，但白莲社不同，这是真正要以造反为目的的社团组织。
老赵家得国不正，最怕的便是民间造反，当然朝堂上下也都知道大宋的杂税较多，尤以川陕，江淮，两广为重，但若非有这些杂税，大宋王朝哪来的钱粮用于北方的边防？
老百姓对税收不满可以调和，可以由士大夫们给出更为精细的税收方式，但唯独不能用造反来对抗。
话虽不是这么说，但朝堂上下的态度却出奇的一致，唯有叶安一人觉得老百姓造反理所应当，都把人逼得活不下去了，都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不造反干嘛？
叶安不是不认同造反，而是觉得白莲社造反不行，戴德坤作为白莲社的头头，由他造反更不行！
回顾汉家的历史，一次次的农民起义中绝大多数下场凄惨的依旧是农民，寻常百姓也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改朝换代的情况极少，往往是便宜了其他政权，让人家坐收渔翁之利。
只不过让叶安没想到的是，就算朝堂态度坚决，但给叶安的人手依旧远远不足，江淮之地白莲四起，于是赵祯在询问过张士逊与李迪二人后决定，让范仲淹继续进行灾民的安抚工作，而叶安则是要担负起剿灭白莲社的重任，为此特意给了叶安一个江淮路经略使的差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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