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二十七个，陛下。”卡鲁姆挺起胸膛，“上周考试我得了第一。”
人群中，老赵偷偷抹了抹眼角。
视察持续了一小时。女王不仅看了生产线，还去了员工宿舍、食堂、培训中心。
在培训教室，她拿起一本被翻得卷边的《电化学基础》，扉页上有卡鲁姆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的：“为了阿雅和未出生的孩子。”阿雅是他妻子的名字。
女王沉默了片刻。然后她对随行的记者说：“拍下来。告诉全国人民——这就是东非崛起的样子。不是口号，不是蓝图，是一个曾经的码头工人，为了妻子和孩子，在深夜苦读技术手册的样子。”
车队离开时，卡鲁姆被叫到厂部办公室。厂长递给他一个信封：
“女王陛下交代的。她说，等你的孩子出生，用这个给他买张婴儿床。”
信封里是一张王室银行的本票，金额足够卡鲁姆一家两年生活。
卡鲁姆握着那张纸，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女王的车队驶向下一座工厂。夕阳西下，工业园的灯光渐次亮起，照亮了这片曾经只有荒草和碎石的湖岸。
他想起了父亲。父亲是个老渔民，一辈子在维多利亚湖上漂泊，总说：“咱们这种人的命，就像湖里的水草，风往哪吹就往哪倒。”
但现在，卡鲁姆觉得，自己或许可以成为一棵树。把根扎进这片土地的深处，然后向上生长，长得足够高，高到能让阿雅和未来的孩子，看到父亲从未见过的风景。
手机震动。是阿雅发来的消息：“女王来你们厂了？电视上在直播！我看到你了，站在第一排！”
卡鲁姆回复：“嗯。女王说，我们的工作很重要。”
阿雅很快回信：“当然重要。你是在建造未来呀，我的工程师先生。”
工程师先生。卡鲁姆反复看着这个称呼，忽然鼻子一酸。
他抬起头，车间里，晚班工人已经接班，生产线继续运转。那些黑色的电池模块，正一块接一块地诞生，像黑色的积木，即将垒成这个国家新能源的基石。
而他是垒积木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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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国，第聂伯河畔，克列缅丘格镇。
冬小麦刚刚播种完毕，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拄着锄头，望着自家五百公顷的土地出神。
今年是他六十岁，也是他当农场主的第四十年。
四十年来，他经历过集体农庄、独立初期的混乱、寡头垄断的压榨，以及现在的……他也不知道该叫什么。
“爸爸！”儿子安德烈开着一辆崭新的播种机驶来，机器后部印着双语标识——“军垦城智能播种系统”。“第三区块播完了，种子还剩15%，要不要补种？”
谢尔盖看了看天空。阴云正在积聚，天气预报说今晚有雨。“不用，15%的余量刚好应对出苗率损失。这新种子太金贵，省着点用。”
安德烈跳下车，这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刚从基辅农业大学毕业，满脑子都是新理念。
他掏出平板电脑，调出土壤监测数据：“爸，你看，用了东非来的微生物改良剂后，土壤有机质提升了0.8%，pH值也稳定了。按照叶帅州长提供的方案，明年我们可以尝试轮作大豆，固氮增产。”
“叶帅州长……”谢尔盖喃喃重复。三个月前，那个有一半异国血统的年轻州长来到镇上，开了整整一天的农民大会。
谢尔盖还记得叶帅说的那句话：“我们不是要改变你们世代相传的耕种方式，我们是要让你们的汗水，每一滴都变成实在的收益。”
起初没人信。直到叶帅当场签下订单：以高于市场价10%的价格，收购所有采用新技术的农产品，并且提供三年免息贷款购买农机。镇上一半的农场主签了约，谢尔盖是第一个。
“爸，你在想什么？”安德烈问。
“在想你爷爷。”谢尔盖点了根烟，“1933年大饥荒，你爷爷的哥哥就是饿死在这片地里。后来那个时代，粮食被征走，我们吃土豆度日。再后来……唉。”
安德烈沉默了。他知道父亲没说出口的话——再后来是寡头垄断，收购价被压到成本线以下，农民一年辛苦往往只够还贷款。
“但现在不一样了。”安德烈握住父亲粗糙的手，“叶州长说，我们的粮食不仅卖给欧盟，还要卖给华夏、卖给东非，甚至返销回大毛国。我们要成为欧亚大陆的粮仓，而不是谁的廉价原料地。”
谢尔盖看着儿子年轻而坚定的脸，忽然笑了：“你比我有出息。我种了一辈子地，只想着怎么活下去。你种的，是‘未来’。”
雨点开始落下。父子俩跑回仓库避雨。仓库里，崭新的烘干机和分选机静静矗立，那是用叶帅提供的贷款买的。
机器侧面的铭牌上刻着两行字：一行毛子语“为了大地的丰收”，一行汉语“民以食为天”。
“安德烈，”谢尔盖忽然说，“等这批小麦收获，你拿一部分钱，去基辅进修吧。学农业管理，学国际贸易。咱们谢尔盖家，不能永远只会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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