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革勇正在屋里喝酒。桌上摆着一碟花生米、一盘拍黄瓜、一瓶伊力特。他一个人坐在那儿，自斟自饮，看到杨威进来，愣了一下。
“怎么这时候回来？不是在北疆吗？”他的声音有些含糊，大概已经喝了一会儿了。
杨威坐下，给自己倒了杯酒。酒很烈，一口下去，从喉咙烧到胃里。
“爸，红山牧场的事，成了。”
杨革勇看着他，没说话。他的手停在酒杯上，没有端起来。
杨威把事情说了一遍。饲料怎么解决的，品种怎么引进的，销路怎么打开的，牧民们什么反应，阿依江怎么支持的。他说得很平静，没有添油加醋，没有自我表扬，就是陈述事实。
但杨革勇听得很认真。他端着酒杯，一直没有喝，就那么听着。听到哈布力要磕头的时候，他的嘴角抽了一下。听到阿依江说“干吧”的时候，他的眼眶红了。
杨威说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杨革勇沉默了很久。房间里很安静，只有暖气片偶尔咔嗒一声。窗外，军垦城的雪还在下，路灯把雪花照得像一群飞蛾。
然后他端起酒杯，也一饮而尽。
“威子，”他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的，“爸敬你。”
杨威愣住了。他从小到大，没听杨革勇说过“敬你”这两个字。杨革勇对他从来都是骂、打、训，偶尔表扬一句也是拐弯抹角的。这是第一次，他爸端起酒杯，说“敬你”。
杨革勇看着他，眼眶红得像兔子。那张被风霜刻满皱纹的脸上，有一种杨威从未见过的表情——不是骄傲，也不是欣慰，是一种如释重负。
“爸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阿依江她妈，还有阿依江。”他的声音在发抖，“这么多年了，我每次想到这件事，心里就跟刀割一样。现在你能帮她，爸心里……好受多了。”
杨威心里一酸。他想起小时候，每次提到阿依江，杨革勇就会沉默。那种沉默不是不想说，是不敢说。像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往下看一眼都觉得头晕。
“爸，这是我应该做的。”
杨革勇摇摇头。他给杨威又倒了一杯酒，自己也满上。
“不是应该。是你愿意。”他端起酒杯，看着杯中的酒，“愿意，比应该难多了。应该做的事，谁都能做。愿意做的事，只有你自己能做。”
他站起来，拍拍杨威的肩。那只手很重，但也很暖。
“威子，爸为你骄傲。”
那天晚上，杨威喝多了。
他躺在床上，脑子里乱七八糟的。酒劲上来，天花板在转，灯在转，窗外的雪也在转。但他脑子里很清醒——清醒地想着红山牧场的老人，想着那些冻得通红的孩子，想着阿依江站在风雪里说“干吧”的样子。
然后他想起儿子杨成龙。
他掏出手机，给杨成龙发了条信息。手指在屏幕上戳了半天，打了好几个错别字，删了又改，最后发出去一句：
“儿子，爸今天做成了一件事。”
很快，回复来了。微信的提示音在安静的房间里响了一下。
“什么事？”
杨威想了想。他本来想说“帮牧民把羊卖出去了”，但又觉得这句话太简单了，简单到不像一件事。但转念一想，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就是帮牧民把羊卖出去了。
于是他回了一句：
“帮那些牧民把羊卖出去了。”
又过了一会儿，杨成龙的回复来了。
不是文字，是一张照片。
照片里，杨成龙和林晚晚站在伦敦的街头，对着镜头笑。伦敦是阴天，但他们笑得很灿烂。杨成龙手里举着一个牌子，上面用马克笔写着几个歪歪扭扭的中文——
“爸，你是我偶像！”
杨威看着那张照片，笑了。
笑着笑着，他睡着了。
梦里，他回到了红山牧场。
雪停了。太阳从云层后面钻出来，把整个牧场照得亮堂堂的。那些土坯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崭新的砖房，红顶白墙，窗户上装着明亮的玻璃。那些冻得通红的孩子穿着新衣服，在雪地里奔跑、打雪仗、堆雪人，笑声像铃铛一样清脆。
那些牧民围着他，笑得像花一样。哈布力戴着那顶羊皮帽子，站在最前面，手里举着一只又肥又壮的羊，嘴里喊着什么。加尼别克骑着马在人群外面跑来跑去，马蹄扬起雪沫，在阳光下闪着光。古丽娜尔端着一大盘手抓肉，从人群里挤过来，非要他吃。
阿依江站在远处，靠在车门上，看着他笑。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她没有理，就那么笑着看他。
杨威站在那儿，看着这一切，心里说不出的踏实。
原来，这就是他想干的事。
不是非洲，不是枪林弹雨，不是探险，不是冒险。
是这里，是现在，是这些人。
窗外，军垦城的雪还在下。雪落在白杨树上，落在屋顶上，落在兵团大院的红旗上，落在那辆破桑塔纳的挡风玻璃上。
但杨威的心里，已经春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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