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威点了点头：“你什么时候开学？”
“还有半个月。”
“那你就在这里帮忙吧。跟东哥学技术，跟小雨姐学品控。学多少算多少。”
巴合提的眼睛亮了：“谢谢杨总！”
杨威摆摆手：“别叫杨总，叫杨哥。”
他上了二楼，推开办公室的门。桌上放着一封信，是杨成龙寄来的。
他拆开信，坐在椅子上，慢慢地看。
“爸，萨克斯教授说，发展经济学的核心不是数字，是人。他说他在非洲干了二十年，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不要替别人做决定，要帮别人自己做决定。”
“我想到了你。你没有替红山牧场的牧民决定该怎么做，你帮他们找到了路，让他们自己走。哈布力大爷赶羊来送你，不是因为你给了他钱，是因为你尊重了他。”
杨威把这封信看了两遍，然后收好，放在抽屉里。
他走到窗前，推开窗户。风灌进来，带着一股土腥味，但不冷。春天的风，虽然还是硬的，但已经不扎人了。
远处，后山的轮廓在暮色里渐渐模糊。他想起叶雨泽说的话：“桥的作用，不是站在上面，是让人走过去。”
他想起杨革勇说的话：“你现在，是个好样的。”
他想起哈布力大爷说的话：“不是应该，是愿意。”
他站在窗前，站了很久。
然后他掏出手机，给杨成龙发了一条信息。
“儿子，信收到了。你说得对，帮别人自己做决定，比替别人做决定难得多。但做对了，心里踏实。”
回复来得很快。
“爸，我在学农村发展学。叶归根也在学农业经济学。我们都在学怎么帮别人自己站起来。”
杨威看着那行字，笑了。
窗外，风停了。远处的天边，最后一丝光还没有完全消失，在地平线上留下一道浅浅的橘红色。
春天，真的要来了。
四月中旬，伦敦终于有了春天的意思。
校园里的树冒了新芽，嫩绿嫩绿的，在阳光下透明得像纸。草坪上的花开了，黄的白的紫的，一丛一丛的，风一吹就晃。
连空气都变了，不再是冬天那种湿冷的、黏糊糊的感觉，而是干燥的、清爽的，带着青草和泥土的味道。
叶归根和杨成龙坐在草坪上，面前摊着几本书和笔记本。阳光暖洋洋的，晒得人昏昏欲睡。
“你说，”叶归根躺下来，把书盖在脸上，“为什么伦敦的春天这么短？感觉刚来就走了。”
“因为好的东西都短。”杨成龙坐在旁边，翻着一本《农村发展学导论》，“军垦城的春天也短。杏花开了没几天就谢了。”
“但那几天好看啊。”叶归根的声音从书底下传出来，闷闷的。
“我小时候，每年春天，我奶奶都带我去看杏花。军垦城东边有一片杏树林，是我太爷爷那辈人种的。我奶奶说，那些树比她还老。”
杨成龙没说话。他想起了军垦城的春天，想起了杨革勇院子里的那棵老杏树。每年春天，杏花开了，粉白粉白的，风一吹，花瓣落了一地。
杨革勇就坐在树下，喝着茶，看着那些花瓣，一句话不说。
“归根，”杨成龙合上书，“你说你爷爷为什么让你来伦敦？不是去美国，不是回华夏，是来伦敦。”
叶归根把书从脸上拿开，坐起来。他的脸被书压出了一道红印子，看起来有点滑稽，但表情是认真的。
“我爷爷说，伦敦是个好地方。它在东西方之间，既不是东方，也不是西方。在这里，你能看到两边的东西，又不属于任何一边。”
杨成龙想了想，觉得有道理。
“他还说，”叶归根继续说，“美国人做事太急，三个月就要看到结果。欧洲人太慢，三年都未必能动起来。中国人嘛，有时候太讲人情，有时候又太不讲人情。在伦敦，你能学到怎么在这中间找平衡。”
“那你找到了吗？”
叶归根摇摇头：“还没。但我开始懂了。”
两个人又沉默了。草坪上有几个学生在踢球，笑声传过来，远远的，像隔着一层什么东西。
“成龙，”叶归根突然说，“你说，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杨成龙想了很久。
“是没有吃过苦，”他说，“但又知道吃苦的人是什么样子。”
叶归根看着他，眼睛里有一丝意外，然后笑了。
“你说得太对了。我们是站在桥上看风景的人，但造桥的人，是我们的爷爷、我们的爸爸。我们看到了风景，但不知道造桥有多难。”
“所以我们要学，”杨成龙说，“学怎么造桥。不是为了站上去，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走过来。”
叶归根伸出手，杨成龙也伸出手。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在春天的阳光下，在伦敦的草坪上。
“桥墩子。”叶归根说。
“桥墩子。”杨成龙说。
远处，钟楼的钟声响了，当当当的，传出去很远。
同一时刻，军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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