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归根也笑了。“还行吧。”
地铁到站了。两个人走出车厢，上了楼梯，出了地铁站。
伦敦的夜风吹过来，带着一丝凉意。路灯橘黄色的光照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反射出一片柔和的光。
两个人并排走着，影子拖在后面，一长一短。
“归根，”杨成龙说，“明天还去图书馆吗？”
“去。报告还没改完呢。”
“那明天见。”
“明天见。”
两个人在岔路口分开。叶归根拐进一条小巷，去便利店买薯片。杨成龙继续往前走，回自己的宿舍。
杨成龙走了几步，回过头看了一眼。叶归根的背影消失在便利店的玻璃门后面，灯光照出来，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他笑了一下，转过身，继续走。
路灯一盏一盏地亮着，把路照得很亮。伦敦的夜，安静下来了。
七月中旬，叶归根去了肯尼亚。
他没坐头等舱，也没坐商务舱，坐的是经济舱。伊丽莎白说要给他升舱，他拒绝了。
“又不是去度假，升什么舱。”
伊丽莎白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她知道叶归根在某些事情上有自己的坚持。
不是那种刻意的、做给别人看的坚持，而是骨子里的。他爷爷教他的那些东西，已经长在他身上了。
内罗毕的机场不大，但很热闹。叶归根拖着行李箱走出来，一眼就看到了接机口举着牌子的姆贝基。
姆贝基是萨克斯教授的朋友，肯尼亚农村金融专家，五十多岁，瘦高个，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但每句话都很有分量。
“叶先生，”姆贝基伸出手，跟他握了握，“欢迎回到非洲。”
“叫我归根就行。”
“好，归根。”姆贝基笑了笑，“萨克斯教授跟我提过你，说你是他班上最好的学生之一。”
“他过奖了。”
两个人走出机场，上了一辆旧丰田越野车。姆贝基开车，叶归根坐在副驾驶上。
车子开出内罗毕市区，往北走。窗外的风景从城市变成了乡村，从柏油路变成了红土路。
两边的房子越来越矮，越来越破，从砖房变成了铁皮棚子，从铁皮棚子变成了泥巴墙。
“你的项目在马查科斯县，”姆贝基说：
“距离内罗毕大概两个小时车程。一个叫基图伊的小村子。三百二十户人家，主要种玉米和豆子。你投的那个小额信贷项目，去年十月启动，到现在九个月了。”
“效果怎么样？”
姆贝基想了想。“有好有坏。好的是，参与项目的农户，平均收入增长了15%。坏的是，覆盖率不够。三百二十户，只有六十户参与了。很多人还在观望。”
“为什么？”
“信任问题。”姆贝基说，“这个村子的人，以前被NGO骗过。几年前有一个国际援助组织来村里，说给每家发两头牛，条件是参加他们的培训。”
“培训完了，牛没发。后来那个组织的人跑了，牛也没了。从那以后，村里人对任何外来项目都持怀疑态度。”
叶归根沉默了。
“所以，”姆贝基说，“你的项目要在这个村子里成功，第一件事不是放款，是建立信任。”
“怎么建立？”
姆贝基看了他一眼。“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叶归根没说话。他想起了杨成龙在课堂上说的那句话：“蹲下来，跟他们坐在一起。”
车子开了一个半小时，到了基图伊村。
村子不大，几十间泥巴房子散落在红土坡上，屋顶是铁皮或者茅草。
村口有一棵巨大的猴面包树，树干粗得三四个人都抱不过来，树冠像一把大伞，遮出一大片阴凉。
几个孩子在树下玩耍，看到车子开过来，围了上来。他们光着脚，穿着破旧的衣服，但眼睛很亮，笑容很干净。
叶归根下了车，从包里掏出一把糖果，他特意在伦敦买的——分给孩子们。孩子们接过糖果，笑着跑开了。
村长叫约瑟夫，六十多岁，一个瘦削的黑人老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脚上是一双破旧的皮鞋。
他走过来，跟姆贝基握了握手，然后看着叶归根。
“你就是那个华夏人？”他用斯瓦希里语说，姆贝基在旁边翻译。
“是的。我叫叶归根。”
约瑟夫打量了他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
“进来吧。”
他带着叶归根和姆贝基走进村子。村子里很安静，大部分人都在地里干活。
偶尔能看到几个老人在家门口坐着，或者几个妇女在井边打水。
约瑟夫带着他们走到一间稍大的泥房子前面，推开门。里面是一间简陋的办公室，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个书架。
墙上贴着一张发黄的照片，是肯尼亚第一任总统肯雅塔。
“坐吧。”约瑟夫说。
三个人坐下来。一个妇女端进来三杯茶，是用铁皮杯子装的，茶很浓，加了很多糖。
“你的项目，”约瑟夫说，“姆贝基跟我讲过。小额信贷，每户最高能贷五万肯尼亚先令，年利率8%，用途不限。九个月了，只有六十户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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