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迪娅摇了摇头，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是柏林的天空，灰蒙蒙的，但有一道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照在远处的一座钟楼上，亮得晃眼。
“杨先生，”她背对着他们，“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问。”
“你为什么做这个？卖围巾。从中国XJ，到欧洲。折腾这么多事，遇到这么多麻烦。你为什么？”
杨成龙想了想。
“因为那些牧民。”
他说，“他们织了一辈子围巾，一条只卖几十块钱。我帮他们卖到欧洲，一条能卖一千多。这多出来的钱，不是我拿，是他们拿。”
“他们拿了钱，就能给孩子交学费，就能给老人看病，就能把破了的毡房修一修。”
他顿了顿。
“我爷爷说过，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不是赚多少钱，是做多少事。做多少事，不是看做了多大的事，是看做了多少人的事。”
克劳迪娅转过身，看着他。她的眼眶有一点红，但很快就恢复了。
“你爷爷是个哲学家。”
“他不是。他是个修路的。”杨成龙说，“但他修的路，比哲学家的书还厚。”
克劳迪娅笑了。这次是真的笑了，不是那种职业性的、社交性的笑，是那种被什么东西打动了之后、不由自主地笑出来的笑。
她走回办公桌前，坐下来，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推到杨成龙面前。
“这是我们的标准采购合同。第三页第十一条，是解约条款。我划掉了。第十五页第二十条，是独家代理条款。我也划掉了。”
杨成龙低头看着那份合同。那些被划掉的条款旁边，写着克劳迪娅的签名和日期。
“我不跟你签独家。”
克劳迪娅说，“因为独家对你不好。你应该多找几家渠道，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但我会继续买你的围巾。每年三千条，价格不变。认证的事，我帮你联系德国的一家检测机构，费用平台出一半。”
“明年三月，等股东的事情解决了，我们再谈扩大合作。”
杨成龙握着那份合同，手指在发抖。不是气的，是激动的。
“克劳迪娅女士，”他的声音有些哑，“谢谢你。”
“不用谢我。”克劳迪娅伸出手，“谢你自己。你来了，你说了，你让我看到了你是什么样的人。”
杨成龙握住了她的手。这一次，他的手没有抖。
新加坡，同一天下午。
叶雨泽和杨革勇走出樟宜机场的时候，热浪扑面而来。
十二月的伦敦是冬天，十二月的军垦城是冬天，但十二月的新加坡是夏天。
三十多度，湿度大得像蒸笼，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热带特有的气味——花香、果香、还有海风的咸腥味。
叶雨泽穿着一件浅灰色的亚麻西装，不系领带，衬衫最上面的扣子解开了一颗。
他看起来不像六十多岁的人，腰板挺得笔直，步伐不紧不慢，像是来度假的。
杨革勇跟在他后面，穿了一件深蓝色的polo衫，袖子卷到肩膀上，露出两条晒得黑红的小臂。
他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了什么东西。
机场门口停着一辆黑色的奔驰S级轿车，一个穿白色制服的司机站在车门旁边，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
“叶雨泽先生”。
“老刘派的车？”杨革勇问。
“不是。我自己叫的。”叶雨泽拉开车门，坐进去。
杨革勇愣了一下，也钻了进去。
车子驶出机场，上了高速。窗外的风景从机场的棕榈树变成高架桥，从高架桥变成摩天大楼。
新加坡的市中心，高楼林立，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着光，刺得人眼睛疼。
“老叶，你为什么不坐刘老板的车？”
“坐他的车，就是去见他。不坐他的车，是他来见我。”
叶雨泽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区别很大。”
杨革勇想了想，点了点头。
车子在一栋写字楼门口停下来。这栋楼在滨海湾，五十八层，玻璃幕墙，顶层是一个空中花园。
刘氏集团的亚太总部，就在这栋楼里。
叶雨泽下了车，整了整衣领，走进大堂。杨革勇跟在后面，手里拎着那个黑色公文包。
前台是一个穿深蓝色制服的年轻女人，看到他们进来，站起来，用标准的普通话问：
“请问两位找谁？”
“刘老板。”叶雨泽说。
“请问有预约吗？”
“没有。”
前台的脸色变了一下。“对不起，没有预约的话——”
“你打电话告诉他。”
叶雨泽打断她，“叶雨泽在楼下。他下不下来，是他的事。”
前台犹豫了一下，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低声说了几句。
挂了电话，她的脸色变了，变得客气了许多，甚至带着一丝紧张。
“刘主席请两位上去。顶楼，专用电梯。”
她带着他们走到一部单独的电梯前，刷了卡，按了顶楼的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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