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很多天,上午九点,唐顺把当天更新的全球舆情简报发到了他的邮箱。杨平打开文件,看到标题是“第二周舆论态势汇总”,正文分四个板块:学术圈反应、产业动态、民间运动、媒体叙事。
学术圈的部分让他感到一种沉重的疲惫。
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EMBO)发布了一份正式声明,语气审慎但措辞清晰:“杨平教授关于受体X安全窗口的初步证据值得认真对待,但当前的数据尚不足以支持任何关于人体应用的结论。我们呼吁各方在数据完善之前保持克制。”这份声明被杨平解读为一种含蓄的站队。EMBO没有批评他,但也没有支持他,它只是重申了科学共同体的基本准则,而这种重申本身,在当前的环境中,已经是一种温和的反对了。
更让他不安的是来自同行的反应。他扫过那份简报上引用的几封公开信,其中一个是由三十七位生物学家联名签署的,标题是“关于受体X研究开放性的倡议”。信中写道:“科学发现属于全人类,任何单一实验室都不应垄断对受体X调控方案的探索。我们呼吁杨平教授团队公开原始数据,以便全球科学界共同评估安全边界。”杨平读完之后,又读了一遍。他知道这封信背后的潜台词:有人在怀疑他隐瞒数据。不是因为他不诚实,而是因为他的沉默太久了。在公众眼里,沉默就是保守。在同行眼里,沉默就是壁垒。
产业动态的部分比他预想的更糟糕。那家加州生物科技公司宣布他们已经完成了体外阶段的全部验证,正式进入灵长类动物模型。新闻稿中附了一张照片:三只猕猴关在笼子里,笼子上贴着标签,标签上写着“受体X激活组”。照片下方的说明文字写着“首批非人灵长类受试者已接受干预,将在未来六个月内观测寿命相关指标”。杨平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三只猕猴的眼神清澈而安静,它们不知道自己在被用来证明什么。
民间运动的部分,简报用了一个副标题——“全球扩散与本土化”。他看到了一个他不认识的单词“Sphragis”,标注的释义是“古希腊语,意为'封印',现被多个国家的地下社群用作自称”。根据简报的数据,至少有十二个国家出现了以“Sphragis”命名的线下团体,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每周聚会一次,集体冥想“感知体内的封印”,并在每次聚会结束时互相注射一种“能量激活剂”。简报在“能量激活剂”后面加了一个注释:“初步分析显示,该物质成分不明,疑似某种未经验证的小分子混合物。”
杨平合上了简报,打开了一个新的空白文档。光标在屏幕左上角一闪一闪的。他已经构思了好几天那份声明的框架,但每一次当他真正把手放在键盘上的时候,他都会停下来。因为他在犹豫。不是犹豫要不要发声。他已经决定了要发声。他犹豫的是:当一个人手里握着一把能打开一扇门的钥匙,但他不确定门后面是什么的时候,他应该先打开门看一看,还是先把钥匙藏起来?
这个比喻在他的脑子里盘旋了很久。钥匙是他对受体X的理解,门是激活受体X的完整方案。他可以打开那扇门,从纯技术的角度来说,他知道自己有能力在一年之内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受体X调控体系。他可以做到。但他不知道门后面是什么。可能是更长的健康寿命,可能是对衰老机制的根本性干预,也可能是一种完全不可控的、以细胞癌变为代价的、虚假的“延长”。他倾向于认为后者发生的概率更大。
因为他的数据正在指向那个方向,但他不能百分之百确定,因为他的实验还没有做完。而且人体被封印的修复机制肯定不是一个受体X可以调控的,受体X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微小的一环或者局部。
但是不管多么微小,多么局部,这都意味着开始了。
如果他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家,他会说“等我做完实验再判断”。但他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家了。他变成了一个站在门前面的人,而身后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催促他开门。他们用口号催促他,用投资催促他,用社交媒体上的标签催促他。他们不关心门后面是什么,他们只关心那扇门能不能被打开。
他关掉了那个空白的文档。
精细梯度实验的第一批结果出来了,11.25%组。
杨平和唐顺、韦伯三个人站在显微镜前,看着屏幕上那些细胞。11.25%的激活强度下,细胞形态正常,没有多层堆叠,没有变圆,没有漂浮。代谢组数据同步显示,三百二十种代谢物中没有任何一种出现显着性偏移。表观遗传数据也显示,全基因组甲基化水平稳定,那个在15%组中出现明显去甲基化的三个基因簇,在11.25%组中没有任何变化。
“安全的。”唐顺说。
杨平点了点头。他知道自己应该感到欣慰,找到了一个安全点。但他感到的只是等待的压力。11.25%是安全的。那11.5%呢?11.75%呢?还有三个点要跑。最快也要十天才能出齐所有数据,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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