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将，也走私。
魏公公对此表示理解，不走私，无以养兵啊。
沈有容固是南征北战名将，却是武人。
当下武将之地位，不消魏公公再作论证了。
况闽浙二省向来就是走私大省，无论古今。
便是那九边之地，又哪个将领不私下和蒙古鞑、建州奴做走私交易呢。
大明开国两百年来，走私俨然已是边镇将领资金重要来源，根子便出在国家无钱。
沈有容身为浙江参将，等同于副总兵，其人蓄意革新，一生以征伐日本为心愿，参与走私从中获取金钱用于养兵，无可厚非。
至少，沈之举动和那些走私谋利，不为公只为私的将领，以及那沿海诸多贪婪海商要强的多。
钱可以挣，甚至污都可以贪，但前提，是得把这钱用在刀刃上，而不是揣进私人腰包。
或言，能办事的贪官要比那不办事的清官，更利国利民。
就魏公公这趟南下，不也是打着走私的念头嘛，当然，他老人家对此有个更好的称呼——海贸通商。
市通则利来，市不通则寇来。
为使利来，则要通商互市；为不使寇来，则要自做寇。
能达成这两事，公公之名，足以永载青史，光辉万代了。
拉拢沈有容，联合浙江水师共同征倭，是一件具有操作性，可良性循环，且有重大意义的战略大事。
实力上，浙江有九卫，比之魏公公的皇家海军要强大的多。名义上，魏公公是内臣，只要得了皇帝允准，可以抛开外廷单独行动。
当年金学曾和沈有容之所以没能远征成功，就是坏在朝堂诸公。而今，却是能绕开朝堂干革命，使之成功性大大提高。
由此也说明，在大明朝，想要真正办好事，还是离不开太监的参与啊。
永乐年间下西洋可是后辈大珰学习的好榜样。
怎么才能深抓沈参将的心，魏公公是胸有成竹。
他老人家平生最擅长的事，不是武力镇压，而是以礼服人，投其所好。
再说，在浙江，他魏公公不是没有盟友的。
从苏州被赶到杭州的苏杭织造太监孙隆公公，可一直把他魏公公这个小老弟当成难兄难弟呢。
当日无锡事变，魏公公举目无亲之时，只孙公公赠来一首于谦公的《石灰吟》，这份情义和信念以及理解，当真是不须多说什么的。
魏公公回赠的那首出自苍水公张煌言的诗，也是寄托太多的个人感情在内了。
两个世人眼中的没鸟货，在那以诗言志，英雄惜英雄，也是奇闻了。
诚然，浙江是浙党的大本营，海贸巨利又一向被浙党操控，浙党在朝堂中虽然不及东林势大，但也是出过首辅和好几个大学士的，瘦死骆驼比马大，纵是如今浙党失势，可东林也未能将其连根拔起。其老巢浙江，更是不容他人染指。
况，魏公公知道，过几年，浙党还会再出一个首辅方从哲，明末三大案的“红丸案”、“移宫案”就与之相关。
更准确的说，魏公公的姘头西李就是叫方从哲搞没脾气的，而姘头的正牌老公也是叫方从哲搞没的。
当然，方从哲是好心，谁个知道那红丸会要命呢。
移宫时，虽然，充当打手的是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
可要没有方从哲这个首辅压阵撑腰，杨、左等人是干不成事的。
不管方从哲都干了什么，他起码是那几年大明的第一扛把子，连带着浙党的势力也为之复增。
所以，这次发兵攻打平倭港，魏公公并不准备将事态扩大，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他还是想和浙党及浙党所操控的浙江九卫合作的。
毕竟，浙党和东林党不同，若说二者谁更像是资本主义政党，魏公公肯定会毫不犹豫选择浙党。
因为，浙党的眼界比东林更宽，更远。
这就是得益于海贸的巨利。
换言之，浙江和福建以及广东的大部分官绅，他们对于世界的认知，是超过这个时代大部分同僚的。
求同存异。
只要双方对于海贸有着共同的认知，双方就有了五成合作基础，余下五成，不过是如何分蛋糕而矣。
而魏公公所具备的眼光和知识，则恰恰是做大蛋糕的那个人。
一句话，只要浙党愿意跟魏公公合作，他老人家可以让他们的利润翻个几翻。
因而瞅着众将一脸担心样，公公不由拂袖大笑，一言天塌下来有咱家顶，尔等多虑什么。
众将见魏公公都这么说了，也只能强颜欢笑，暗自猜测恐怕公公这是准备在皇帝那里进“谗言”了，要不然岂能无事。
阮大铖也是这么想的，不过却不认为皇帝就这么听了这小太监的谗言，这出好戏岂能就这么落幕。
魏公公挥手传令，命将虏获穿山所官兵连同六船押于船队之后，击鼓打旗，海军将士继续奋勇前进。
不踏平平倭港，誓不还师！
合作归合作，拉拢归拉拢，该打的还是要打，该杀的还是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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