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的士大夫都如苏兄此般想，可历朝历代所谓的太平盛世也不过昙花一现，可曾长久过？苏兄所言有道理，可做什么事情都要有度，过之尤不及也。王相的新政是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有一点是非常可贵的，它确实对大宋有益处。只要能弥补缺陷，边患可解、内忧亦可解。乡户可役、士大夫可取乐，然乡户轻役、士大夫慢取乐，则国之昌盛，内外无忧，何乐而不为？”
洪涛惊诧的倒不是苏轼所言的真理，而是他说这件事时候的态度。那真叫理直气壮，一点没有做作。再看李公麟的德性，他也在不停的颔首表示认同。
虽然只是他们两个人，但从中也不难想象，朝廷里那些旧党官员恐怕也是这么认为的。还有更多在野的士绅和学子们估计也是这么想的。
这不是苏轼的创造，也不是他反动，而是这个时代的普遍价值观。王安石那一套打压利益集团，从他们嘴里抢肉的新政才是价值观不同的异类。
那这个价值观有错吗？本质上来讲一点错都没有，从古至今剥削这个事儿就一直没消除过，不管是什么制度、什么主义，无非是轻重和方式上有差别。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更让洪涛发愁，那就是家国的概念。以苏轼、司马光、欧阳修为代表的这类古代知识分子并没有很清晰的国家观念，他们尊重的只是这套习得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的制度。
假如辽国也遵循这套制度，那他们完全可以去当辽国的臣子，继续家族的荣耀和自身理想抱负的追求，至于说御下之民到底是谁他们根本就不在乎。
在他们的眼中，有本事的人才当官，没本事的就应该干活儿交税。既然都是没本事的人，管他是什么族呢，只要把税交了、粮交了、劳役服了、没事儿别造反啥的，就是太平盛世了嘛。
可是问题来了，如果大家都这么想国家怎么办呢？你们都玩了命的满足自己的需求，让国家就这么半死不活的耗着。一旦国家完蛋了，又没有另一个国家乐意遵循这套制度，你们就都高兴了？
所以在洪涛看来，阶级是无法消除的，也没必要消除，剥削也是客观存在的，暂时也没有办法消除。这一点人类将继续证明上千年，答案还是一样。至于说以后会不会有新的答案，洪涛也不清楚。
既然无法消除，互相之间斗争严重了还会两败俱伤，那干嘛不往一起凑凑，让阶级差距别那么大、剥削别那么严重，避免一下崩盘呢？
以历史的眼光看，只要被压迫、被剥削阶级日子能过得去，而且还有慢慢变好的希望，他们就不会抗争的太激烈。
同理，压迫、剥削阶级也得收敛收敛、吃相好一些，适当的让出一部分利益，毕竟崩盘之后还是这部分人损失更大嘛。
“晋卿言必说新政可行，从何而得知，难不成也是从公式中所得？”
争论了半天，两个人谁也没能说服谁，这时候苏轼真让洪涛刮目相看了。他确实够聪明，而且在抬杠这个项目上也很有造诣，一句话问出来就让自己陷入了被动局面。
没错啊，新政到底好不好、能不能获得成功并达到设计初衷，谁最有发言权？谁都有又谁都没有，因为各方所站的立场和角度都不同，要想综合评判结果，必须要深入各个基层去亲历一下。
苏轼这句话的意思不用莲儿翻译洪涛也听明白了：你是个驸马，开封城都没怎么出去过，就坐在家里纸上谈兵。术数可以在纸上算没错，可国家政策也能在纸上算明白吗？
看到没，他都会把对手的优势做武器反过来攻击对手了，这一招太狠了！另外这句话里还有个隐藏的意思更可恨，苏轼是在提醒自己，他好歹还做过地方官，在这方面比自己更有发言权。
洪涛饶是个大杠头，抬遍了古今中外罕逢敌手，也让苏轼这句话给问得无言以对。没错啊，自己凭什么就能断言新政不全是乱政呢？总不能说我是从一千年后来的，历史证明新政有可取之处吧。
看来在这个问题上自己和这位挚友的观点暂时无法弥合，这就叫道不合。而且越是有本事的人对重大观点就越固执己见，不拿出点干货来是无法说服的。
“先假以时日，不忙着反对也不忙着支持。现在除了新政之外，难道就没有更麻烦的事情了吗？”洪涛也就不去费力气了，干脆来个拖刀计，看看能不能绕过这个堡垒，从其它方面突破。
“晋卿所指是何？为兄愚钝还望明示。”苏轼这次的反应很慢，揪了半天胡子也不得其解。
“边患，辽国和西夏一直窥视我朝，不管新政可行否，也不管新党和旧党谁对谁错，做为大宋一员，总应该同心协力先一致对外。待除掉边患、复我故土之后再争也不迟嘛。”
见到苏轼这个反应，洪涛的心就凉了半截。这位好像也和大部分宋人一样并不觉得北方两国有什么大威胁，一心一意的把注意力放到了国内的斗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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