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远“嘿嘿”一笑说：“那个修理厂是我在管，除了帮老板保养车子，帮公司里修修东西，有时候我也会接点朋友的活，偶尔还会去垃圾场买些报废的车子拉回来练手。我今天说的这个委托就跟一辆报废车有关。”他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了一叠东西摆在桌上。陆蓥一用眼神询问“可以吗”，见他点了点头，便将那东西拿了起来。那是整整一摞包在三层塑料袋中的信件，全部用的是老式的牛皮信封，看起来得有二十多封。
赵远说：“这些都是我从一辆报废桑塔纳的手套箱里找到的，我猜测车主人原来可能是想要把信给寄出去的，结果不知忘了，以至于这些信到了我手里，所以我想委托你们找一下收件人。”
陆蓥一“嗯”了一声说：“我能打开看看吗？”
赵远道：“当然，您随意。”
陆蓥一先是端详了外面的塑料口袋一番，然后才伸手进去取出了那一摞信件。信件总共有二十九封，从信封的外表来看，有旧有新，旧的边缘已经磨损，新的还比较光滑。陆蓥一挨个伸手摸了一下，每一只信壳中都装着信纸，有的薄一些，有的则很厚，然而没错，最奇怪的一点是，尽管这个写信的人写了那么多封信，并且好好地封了口，但是所有信封上都既没有邮编也没有收信人的详细地址，统统只有短短的五个字“同舟兄（亲启）”。
陆蓥一将这些信封一枚一枚排开放在桌上，于是便有了整整二十九个“同舟兄（亲启）”。
房立文看了一阵子说：“这些字好像不是一个人写的？”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29封信中，有些信封上的字迹清晰有力，有些则显得孱弱无力，还有一些根本乱七八糟，不努力看几乎看不清楚，此外，写信人使用的笔也不尽相同，有一些是蓝黑色的钢笔墨水写的，还有一些是圆珠笔的痕迹，甚至有两封使用的似乎是炭笔，导致信封上黑糊糊的，很难分辨字迹。
卓阳却只看了一眼便下了结论：“不，是同一个人写的。”他指着其中“同舟兄”的“兄”字那一钩说，“竖弯钩最后那一笔往内斜收的风格是一致的。”
“那怎么会区别那么大？”房立文疑惑地问。
“因为不是同一个年代写的。”陆蓥一一边比对着那些信封，排布着什么，一边说，“你看到用钢笔书写，字迹清晰的那些都是这个人正当意气风发，身体也十分健康之时写下的，而这一部分圆珠笔的恐怕不是重病就是年老到手已经哆嗦了，至于使用炭笔的，可能是因为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无法使用正规的文具来书写。现在你再看看。”他说着，指了指桌子上排好了的信笺。
房立文低头看去，忍不住“啊”的一声。零散看的时候还不觉得，但是当陆蓥一有意识地排列过后，这种年代变迁的感觉确实十分明显。不仅是写信人字迹的变化，使用书写工具的变化，同样变化了的还有牛皮纸信封本身，从一开始的竖排红框格式，到如今的横排加邮政编码框的形式，以至于光是这么看着这些信笺，便会有一种时光荏苒的感觉铺面而来。
“还有简体和繁体的区别。”房立文也发现了一个佐证，由于“同舟兄”这三个字不论简繁都是一样写法，所以看不出问题，但是“亲启”这两个字却有了显著变化，从初始繁体的“親啟”变成了后来简体的“亲启”。
“繁体字简化是哪一年的事？”他问。
“有两次。”陆蓥一说，“近代以来，我国对繁体字简化做过两次大规模改革，第一次还是在1935年的民国时期，当时公布的《第一批简体字表》中有‘啟’这个字但并没有‘親’这个字。第二次则是在1956年，□□出台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同时公布了一份《简化字总表》，这份总表共分三个部分，里面把‘親’、‘啟’两个字都收录了进去，所以就有了你看到的这个变化。”
卓阳看着那些信说：“使用‘親啟’的信共有十二封，剩下的都是‘亲启’。十二封‘親啟’中有七封字迹清晰，另有三封字迹格外颤抖，难以分辨，此外用炭笔写的两封也是‘親啟’，并没有发现使用‘親启’的信。”
陆蓥一说：“那是因为1935年8月的简体字改革并未能推行下去，这批简体字表在第二年也就是1936年的2月就因为受到极度反对而收回了。”
房立文说：“我明白了，那么这个人一定是在1935年以前出生，并且在1935年第一次简化字改革的时候至少已经到了会写‘親啟’的年纪，也就是说至少有七八岁了，所以他并没有受到这短短半年多改革的影响。”
陆蓥一却笑着摇摇头说：“不对。”
“不对？”
陆蓥一说：“1935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推行第一批《简化字总表》的时候同时出台了《推行简体字办法》9条，其中一条提到‘凡小学，短期小学，民众学校各课本，儿童及民众读物均应采用部颁简体字。’同时期还通知各印书馆，从1936年1月起，课本、读物不用简体字的不予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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