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虽说难，但仍提出意见道：“以臣之见，边镇粮草，不以报中为重，百年多矣。世宗时虽暂复开中，禁止余盐，坚持不到一年，仍复旧观。”
“当此际若尽支旧引，以开中之法解决边储，必要抬高盐价，令报中之商长途转运仍有利可图，此举与皇上欲大降盐价之愿相违。臣以为不如更进一步，用窝本之法，先解决官盐壅积问题。”
朱翊钧听了点头，问道：“然边储之事如何解决？”
张居正道：“国初之时，边储以军屯粒子粮、草为主，民屯、商屯、开中次之，地方支应再次之，而京银犒赏不过锦上添花。时至今日，军屯、民屯之法大坏，商屯、开中也无力支应，边储多靠边省大户转运，民苦甚也。京银占边储之重逐年上升，或如疏庵所言，朝廷财政危矣。”
顿一顿，面现厉色道：“边镇军屯、民屯之法大坏，究其原因，无非勋官豪势侵夺占种，豪强嘱托官府将屯田擅改民田，屯管侵占，屯丁困于科索、剥削，贫乏逃亡，田地抛荒等等之弊，若复国初之政，难度虽然不小，但不比全面恢复开中阻力更大。臣请皇上下定决心，清丈土地，先从边镇始！”
见朱翊钧面现凝重之色，张居正一鼓作气补充道：“皇上，此难逢之良机也！一则盐产大增，或可化解多年积引，勋官豪势乐见；二则俺答互市有年，边境无虏患，正为大兴军屯之良机；三则皇上才行杀伐，勋贵豪强正股战栗栗，不敢作杖马之鸣！而窝本分利，可行分化之策——此正当其时也！”
朱翊钧闻言大悦，对王国光等道：“汝等见识否？此老成谋国之先生也！”王国光等那头点的如小鸡啄米一般，都跟着赞叹，张居正起身逊谢。
王国光跟着奏言道：“皇上，行窝本之策，纲商世袭有垄断之忧，且盐价不为朝廷所控——此为弊端也。另盐利巨大，不免引起纷争；既然盐场产盐之数倍增，臣以为不如以十年为限消化旧引。十年之后，另招纲商，换成新引，庶几可稳定盐税，并控盐价。”
朱翊钧听了点头，对张居正道：“疏庵总理户部，井井有条。《会计录》编纂虽未完，朕观之仍为之击节。王尚书可称‘计相’也！”
王国光身上骨头轻了二两，脸色涨红，呼吸都粗重了。觉得被皇帝一赞，爽处不下于床笫之欢也。张居正听了朱翊钧的话，心中有数。
朱翊钧又转过话头道：“然则行窝本之策，盐利多数为纲商所有，朕所不取也。吾想了一法为‘许可证’制度，说出来大家参详。”
张居正等听皇帝有新法，都竖起耳朵听着。结果朱翊钧第一句就突破他们想象力的极限：“朕想把天下盐场分散承包！”
张居正等耳边如同放了个爆竹，吓了一跳。因皇帝未讲完，耐着性子听着。
朱翊钧道：“各场盐司仍为管理衙门，但职能改变，不再管盐之生产，仅发证许可——将盐场分为小块，招商承包，可为盐商永业。无许可证产盐的，悉治重法！”
“如此以来，将无有官盐、余盐之分，盐商随意产卖，将盐税尽数纳入‘许可证’的承包费中，也断了余盐偷税之弊。”
张居正先不和皇帝算账，仅揪住一条问道：“如灶丁何？”
朱翊钧道：“现今天下灶丁，晒盐之前，种地缴纳盐课的已居其半，朝廷所获几何？若都晒盐，还有一半要分流出去，不如由承包盐商自行雇佣，无业的都发粮种耕牛，转为农户！”
张居正等听了，都被朱翊钧的脑洞给败的不知说什么好。各个嘴角抽动，说不出话来。
朱翊钧接着道：“既然‘许可证’之颁发为盐商世袭永业，其必然想尽办法，提高产量以图获利，如此一年何止十五万万斤？届时，盐价可真要便宜如土了！”
“这是盐业生产之‘许可证’，另外还有盐业销售之‘许可证’，将全国之州县、按离盐场之远近，划为不同销售区，每区选三家销售商，由属地衙门再颁销售‘许可证’，同样将售盐之税纳入许可证之中，作为地方收入，地方可自行支配。这类许可证么，就不世袭，地方可每隔几年用拍卖之法，价高者得。”
“朝廷在各地设平价仓，并设盐价最高限。设巡盐御史官，发现某地盐价波动，扰乱民生时，由平价仓出盐平抑市价。”
“如此一来，朝廷盐税不失，地方有税进账，于生民而言盐困纾解，而盐利则尽归官府，这法子怎么样？”
张居正听了，心里反复思量几遍，越发觉得皇帝的法子面面俱到，比窝本之法要高出数筹。要是皇帝平时写字写的好之类事，他往往拍个马屁。此时嘴上不说，只是在心里写个“服”字。
王国光总计天下，觉得这“许可”之法何止可用于盐业，若茶、铁等国计民生之用都用许可证之法，真是“不加赋而国用足”了！
左侍郎陈瓒问道：“皇上，若用许可证之法，朝廷不再发盐引，旧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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