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腥风血雨，关内争斗不休，奉化乡下却犹如世外桃源。
下野回老家的常凯申，似乎完全不理会国际国内的纷争，整天游山玩水过得好不快活。他在1月1号的日记里写道：下午与妻及大伟往奉化城北游行，天朗气清，颇得一时之乐。又在1月2号的日记里写道：上午祭慈神后与妻等往游妙高台、雪窦寺。下午下山游仰止桥中山亭观瀑……
只在1月上旬，常凯申就外出游弋了五次，期间总结自己的政治斗争经验，全部都记录到日记中。
但这并不意味着，常凯申跟外界彻底隔离，他甚至把部分侍从室搬到了溪口老家。
侍从室，名字听起来很普通，但再过几年，常凯申的侍从室就能让人闻风色变。
常凯申此人嗜权如命，大小权利都要一把抓，遇事喜欢独断专行，谁来劝都没用。他曾多次说：“我的决定就是命令，不要再在行政院讨论。”
用陈布雷的原话来讲：（常凯申）处理国事如同处理家事，事事都要亲自处理。
这种如同皇帝的独裁统治，就需要身边有一个机构为他办事，为他谋划，为他控制人事和收集情报，还要为他提供安全警卫保障，于是“常凯申侍从室”诞生了。
“常凯申侍从室”是一个畸形怪物，从30年代中期开始，成为所有政府部门的太上皇。有点像雍正的军机处，辅佐皇帝处理军国要务，用谕旨的形式对各部门和各地官员发布命令。
清晨，农家小院。
常凯申正在陪大病初愈的宋美龄散步，侍从副官李大伟默默跟随，周围还站着一些负责安全的侍卫。
在院子里走了几圈，常凯申坐在石凳上，说道：“今天有什么消息？”
李大伟立刻拿出一封电报函：“苏联再次提出，希望能够用大公子换回牛兰。”
“大公子”就是常凯申的儿子尼古拉同志，如今在莫斯科兵工厂担任政治军事课老师。而“牛兰”本名雅各布·鲁德尼克，则是共产国际联络部中国站的创立者，前不久刚被国党抓捕关押。
苏联用常凯申的儿子换回共产国际中国总联络人，这对双方来说都似乎是划算的买卖。
常凯申拿着电报看了片刻，吩咐道：“不予理会。”
“是。”李大伟立即记录“圣谕”。
常凯申想起那个不省心的儿子，心中颇为感慨，闭眼道：“继续说。”
李大伟又拿出一份文件：“南京政府那边，第五次发电邀请总座回宁主持大局。”
“不急，慢慢来，时机还未到。”常凯申说。
李大伟又拿出一份电报说：“东北密电，溥仪已经选出了新的皇后人选，很可能下个月就登基称帝。土肥原贤二已经担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黑龙江的马占山，有投降日寇的倾向。”
常凯申眼睛猛地睁开：“致电张汉卿，让他稳住马占山。马占山是东北抗日的旗帜，这面旗帜倒不得。”
李大伟陆陆续续又汇报了一些消息，最后拿出一叠报纸和杂志，供常凯申独自阅览。
常凯申随手翻找，抽出《独立评论》说：“这是什么杂志？以前都没见过。”
李大伟解释道：“这是胡适、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等人新创的杂志，昨天从上海送来的，听说颇受政界和知识分子青睐。”
“咦，居然有周明诚的文章！”常凯申迅速浏览目录，翻到周赫煊的文章那页。
只见文章写道——
“历史上，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均是其国家、民族政治文化传统与所处时代相互作用的结果，日本政治的二元化权力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正是对此的一个典型解释案例……古代的日本政治，长期处于权力与权威分离的二元状态，但又与现代具有不同的内涵。日本古代二元化权力体系，初期表现在天皇朝廷与摄政、院政二元对立共存，后期表现为天皇朝廷精神权威与幕府的二元对立共存。明治维新后，日本政治由古代单一的二元化权力体系，发展为多重的二元化权力体系，初期表现为天皇朝廷的精神权威，与下级武士改革派操控的政治权力二元共存，中期表现为内阁权力与元老权力的二元共存，现在表现为内阁权力与军部权力的二元对立共存……”
“日本内阁的行政权，与军部的由‘统帅权独立’宪法原则形成的军令权并立存在。军部的军令权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中，比内阁的行政权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军部的优势存在，不仅在于军部拥有直接和天皇对话的权力，同时‘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和军部对陆海军大臣的推荐权，更形成了军部对内阁的强势地位。日本内阁在与军部的斗争中，还要受到枢密院的掣肘，因此显得更加弱势。”
“政令与军令分离的二元化权力体系，是立宪天皇制的最大隐患。从根本上讲，军令也是政令的一部分，正常的国家应该实现军政统一。”
“在日本的立宪天皇制下，宪法所明确规定的‘显性权力’，以及宪法没有规定的‘隐性权力’，实际上也处于二元对立中。首相元老推荐制、重臣会议和内阁陆海军大臣军部推荐制超然存在，明治宪法虽然形成了多元权力系统和横向、纵向的复合制衡机制，但实际运作中往往制而不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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