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赫煊这个靠抄袭武侠起家的“作者”，真的够资格给人做老师吗？
答案是，可以。
《神女》虽然有少量情节借鉴了原著电影，但也就是《金瓶》和《水浒》的关系。即便按照后世的著作权法来衡量，也完全够不上抄袭，可以明确地说属于周赫煊原创作品。至于《狗官》和《狗官外传》，更是一笔一划都为周赫煊创作。
只从创作才能来看，周赫煊早就练出来了，他可以毫不脸红地说自己是作家。
再加上来自于后世的各种文学理论，周赫煊绝对当得起大师身份，完全可以教导年轻人如何写作。
聊了聊自己的作品，端木蕻良突然问道：“先生，你对‘第三种人’怎么看？”
“第三种人？”周赫煊突然笑起来，“那就是一帮……嗯，自以为清醒的醉汉。”
好吧，其实周赫煊想说的是：那就是一帮逗逼！
自从左联成立以来，鲁迅做为扛把子，带领着左联的小弟们连番打笔仗。先是跟以胡适、徐志摩等人为首的自由派、新月派文人论战，接着又狂怼民族主义文学保守派（里头有许多国党御用文人）。
而这两年最激烈的论战，就是左联和“第三种人”的论战。
何谓“第三种人”，就是既不左、也不右的第三种人，同时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派。
这些文学上的“第三种人”，既反对国党的高压独裁统治，反对御用文人的民族主义文学，又反对左联的左翼文学思想。他们高举智职阶级、小资产阶级文学的旗帜，自认为是中国文坛的一股清流。
当“第三种人”主动招惹左联的时候，迎来了鲁迅、瞿秋白等人的猛烈反击，铺天盖地的口水喷得“第三种人”生活不能自理。而且他们的本来面目被轻易戳穿，那就是一群不敢挑战独裁统治，只敢向左翼阵营开炮的懦夫。
但“第三种人”的口号很有迷惑性，把许多自由派文人都吸引过去，以至于这场文坛骂战持续了整整三年。
端木蕻良问道：“先生既然看不起‘第三种人’，为什么不站出来批评他们？”
“他们对社会无害，顶多只是浪费粮食而已，”周赫煊笑道，“只要没来惹我，我又何必主动骂他们。”
端木蕻良毕竟是左联成员，他说：“但‘第三种人’横加污蔑左翼文学，甘当中央政府的帮凶，他们属于人民的敌人啊。”
周赫煊摇头说：“‘第三种人’并非是国党的帮凶，他们也写文章骂国党的。只是他们欺软怕硬，骂国党的时候不痛不痒，骂左联的时候穷追猛打而已。而且在我看来，他们对左翼文学的某些质疑，还是有一点道理的。”
“什么道理？”端木蕻良问。
周赫煊说：“这两年的左翼文学，太过强调政治宣传，忽视了文学本身的价值。”
端木蕻良不解道：“宣传革命，宣传抗日，宣传救国，这有什么不好吗？”
“不是不好，而是太过偏颇，”周赫煊笑道，“你看如今左翼文学的大部分作品，普遍存在公式化、概念化问题。在我看来，那些根本不是合格的文学作品，而是披着文学外皮的政治宣传单。左联如果想要宣传自身思想，直接印宣传单即可，为什么还要搞文学创作？”
端木蕻良道：“将需要宣传的思想，夹杂在文学作品当中，更加有利于传播和接受。”
“确实是这样，但过犹不及，容易引起很多人的反感，”周赫煊笑道，“左翼文学应该做得更精致一些，而不是口号式的呐喊，套路化和概念化创作无法诞生伟大作品，最多只能出现无数的文学宣传单。我更喜欢，多一些茅盾先生《子夜》那样的精品，那才是左翼文学的真正方向。”
“说得也是。”端木蕻良点头道。做为一个文学天赋很高的青年，端木蕻良在阅读一些左翼的时候，经常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写的什么玩意儿啊，比我都不如！
“不过我相信，左翼文学会很快变得更有生命力。”周赫煊笑道。
30年代左翼文学的生命力，很大程度来源于东北流亡作家群。这些青年作家的作品，可跟套路化不沾边，他们是用自己的血泪谱写出来的。
端木蕻良突然说：“先生，你怎么在写完《狗官外传》以后，就不再创作了？”
周赫煊反问：“《泰坦尼克号》不是吗？”
“我说的是问题，反应社会现实、激励人们抗战的！”端木蕻良道，“像《泰坦尼克号》这种作品，顶多算是消遣物，对国家、对民族都没有什么作用。”
周赫煊笑道：“我最近在写一部科幻，另外刚写完一部童话故事。”
科幻？
童话故事？
端木蕻良一脸懵逼，随即不高兴道：“先生，你有那么高的文学才华，怎么能自甘堕落？你应该像鲁迅先生一样，以笔作刀，向独裁者、向侵略者发起进攻！”
周赫煊说：“一首《松花江上》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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