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以朝廷委派的监巡御史身份和权柄，当众揭发一位藩家的继承人，为安西、北庭肆虐多年的贼寇成员，并将其逮捕之事，还是太过骇人听闻和震惊当世了。要知道，国朝自有宗藩法度。
虽然说，车岭文藩不比塞外草原和岭西之地，那些变相裂土封国、自成体系的诸侯世系，可疑拥有完整的军队和职官、属官系统；但也是安西都护境内存续的二十三家外藩，排名第五的老牌藩家。
藩邸治下除了车岭的居城外，还有好几座支城和数量众多的聚邑、市镇、村落；领有藩汉户口多达数十万，也按照宗藩制度维持有常备的，左中右三个千人队(营头)，作为起居出入的仪卫和排场。
更别说以护商、清道等其他名目，变相设立的巡队和蓄养的商队护卫；乃至长期扶持的从属义从团体，来自领地一众藩落中的控弦之士；虽然被抓捕的是嗣子，但同样是牵一发动全身的重大干系。
在安西、北庭的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因为地方官吏与藩家子弟、家臣的矛盾冲突，最终导致升级为“藩家骚动”的事态，乃至上诉到长安朝堂；最终直接派下钦使进行调停和裁断的例子。
但无论最终是非曲直，卷入“藩家骚动”事态的各方，都没人落的好处；乃至遭到了不同程度的严厉斥责和惩处，连当时在任的大都护和十年一推的宗藩之长，都受到了申斥，因此令人记忆弥新。
另一方面，这些分封多年的诸侯、外藩，虽然彼此之间少不了积年矛盾和宿怨纠缠；但在这种涉及切身利害的事情上，却通常有着相近的立场和气同连枝的态度；乃至形成同仇敌忾的影响和压力。
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大多数涉及诸侯外藩根本的事情，往往需要经过一个相当复杂而周密的流程；才能最终有所定论和结果。在这个多方相互纠缠和牵扯过程中，甚至有当事人被活活熬死的例子。
另一方面，虽然大多数时候的诸侯外藩，是无力干涉大唐朝政的；但是一旦在京师宗藩院内，达到了足够数量的提案票数；也可直接弹劾藩务相关的封疆大吏，或是质询地方官府颁下的相应命令。
而这次来自长安的特命监巡御史，突然以从贼的罪名，逮捕了一个重要藩家的继承人；这也是多少年前所未有的骇人听闻之事；在场见证的人实在太多了。随着消息迅速飞传开来，各方震惊异常。
因此，除了到处奔走相告和求助的车岭文藩所属之外，更有许多诸侯、藩家的代表和信使，昼夜兼程奔往焉耆镇所在的治所；甚至连安西都护府的理所，疏勒镇主城，都派来了一名推官过问此事。
然而，就在这位年韶资深的推官，抵达了焉耆大城时；却出乎意料的在第二天闭门不出，同时放出了一个同样石破天惊的消息。车岭文藩嗣子不但从贼，还牵扯进了某支大夏入朝使团覆灭的惨案。
这个消息一出，哪些正在四下串联往来、暗中打探消息的诸侯藩家使者，顿时一下子就偃旗息鼓了下来；再加上前往车岭居城探视，却未能见到据说气晕病倒在床的当代藩主，只有家宰出面接待。
如此的反应和态度，对于一些有心人也不言而喻的结果了。因此，一时间除了已公开表态和提出所请，参与现场审理的现任藩长等几家之外；其他藩家就声援的声音和舆情，也一下子消停了不少。
至于与之联姻的盘橐城明氏家族，已经没有人会在意他们的结果了。因为，被牵扯进这场重大是非之后，就算最后能够证明与之毫无干系；也不可避免的要陷入衰微了。这不仅仅是识人不明之故。
而是这世上再没有人敢于同时冒上，被中土朝廷怀疑和西国大夏迁怒的风险，而毫不避嫌的继续与明氏保持生意往来。而明氏在当地虽然拥有大量的产业，但发家的根基还在西域商道多年经营上。
因此，拥有相应积累和底蕴的明氏，或许不会马上垮台或是崩溃；但在被地方变相孤立和排斥之下，面对商路竞争对手的蚕食和乘虚而入，却是没有多少反击和抵抗的能力，家世衰败是无可避免。
也正因为是如此重大的干系，反令各方不敢轻举妄动或者说扯上是非，而唯有相互踢皮球式的层层上报。最终通过安西都护的飞电传讯，直接将问题呈达到了长安的政事堂，洛都的皇城大内之中。
然而，当两处回复的堂贴和内旨，都汇聚到了通政司之后；却也引发一阵小小的非议纷纷：“果然如此，这位不动则已，一动就是大是非，区区个藩家嗣子算得什么，只是诸公就这么听任之么？”
“不，诸公的意思是，尽管放手让他去做，闹得越大越好，西边的那些诸侯藩家们，这些年也过得太过安逸了；哪怕世事多变如此，依旧多有不愿接受朝廷的援手和好意，正好敲打和搅动一二。”
“那京中相关两院的意思又如何？裴氏当值的宗藩院就不用说了，裴大卿就算要避嫌，也会秉持中立和超然的；但是，在藩务院那儿，或者说是藩务院背后的洛都大内，又是怎半的态度和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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