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
刀小芸的论文预印本挂出去的那个晚上，田文的手机就没停过。
不是学术界的人打来的，是华尔街的人。第一个电话是纽约时间凌晨两点打来的，号码他不认识，接起来那头的声音却很熟悉——高盛的戴维森，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人听见。他说，田先生，你那篇论文我看了，数据是真的吗？田文说，真的。戴维森沉默了三秒，然后说了一句让田文脊背发凉的话：那你最好赶紧把专利注册了，因为已经有不止一个人在动手了。
田文握着手机，窗外曼哈顿的夜色正浓。他没有问是谁在动手，也没有问怎么知道的。他在华尔街待了那么多年，比谁都清楚那些人的速度，消息传到交易所的速度，资金转移的速度，以及，抢东西的速度。
他挂掉电话之后没有犹豫，立刻拨通了另一个号码。那是一个他存了三年却从未拨过的号码——欧华律师事务所纽约办公室的合伙人，一个叫迈克尔的犹太人，专门做生物医药专利诉讼。他认识迈克尔还是十年前，那时候迈克尔是摩根士丹利的法务总监，两个人打过几次交道，谈不上交情，但彼此知道对方不好惹。电话响了三声被接起，迈克尔的声音带着时差特有的沙哑，田文说，迈克尔，我需要你帮我注册一组专利，全球范围，越快越好。迈克尔没有问为什么，只是说了一句把材料发过来，然后挂断了电话。
田文发完材料之后，又在通讯录里翻了很久，找到了一个叫周明远的名字。那是一个在华尔街不太起眼的专利代理人，中国人，清华毕业的，在纽约干了十几年，专门帮国内的企业在美国注册专利。田文之所以存他的号码，是因为五年前在朋友聚会上听他说过一句话，在国内申请专利，关键是怎么写权利要求书，让审查员看不懂；在美国申请专利，关键是怎么写说明书，让审查员不敢拒绝。田文当时觉得这人说话有意思，就把号码存下来了，没想到五年后真的用上了。
他给周明远也发了一份材料，附了一句话：“帮迈克尔那边把关。权利要求书的写法，用你上次说的那个思路。”
发完之后，他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闭上眼睛。房间里很安静，只有空调外机低沉的嗡嗡声。他躺在床上，脑子里却像有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在飞快地计算着各种可能性。那些人会从哪里动手？是通过专利局直接申请？还是通过空壳公司绕道？还是直接找刀小芸和詹姆斯谈收购？每一种可能，他都在心里预演了一遍，然后找到应对的办法。这不是他第一次和那些人过招，七年前风驰退市那场仗，他就在。那时候他是旁观者，眼睁睁看着那些人用各种手段把风驰的股价从八十打到八块。这一次，他是操盘手，手里握着底牌。但他知道，那些人不会轻易认输。他们有资本，有耐心，有手段。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太多办法可以把水搅浑。
他睁开眼睛，拿起手机，给刀小芸发了一条消息。
“小芸，从今天开始，除了我和詹姆斯，任何人问你关于论文的事，都不要回答。任何人要你的原始数据，都不要给。任何人说要跟你合作，都推给我。”
发完之后，他看着屏幕上的“已发送”，心里忽然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那个站在实验台前、穿着白大褂、侧脸专注的小姑娘，现在还不知道自己手里握着的是什么。那是一把钥匙，能打开一扇门。门后面，是几十亿、几百亿美元的市场。而那些在门外等了很久的人，正在磨刀。
第六天，理查德到了。他走出机场的时候，詹姆斯看见他，愣了一下——这个在波士顿永远西装革履的老头，今天穿了一件皱巴巴的衬衫，头发乱得像是被人从床上拽起来的。他看见詹姆斯，第一句话不是寒暄，而是——“你的数据是真的。”
詹姆斯说：“我知道。”
理查德看了他一眼，没有再说话。他们上了车，从机场到特区，二十二分钟。理查德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那些飞行器，看着那些灰白色的大楼，看着那些在步道上散步的人，眼睛里没有好奇，只有一种正在飞快计算的光。到了医学院之后，他没有休息，直接去了实验室。刀小芸在等他，穿着一件干净的白大褂，头发扎成马尾，站在实验台前，手里拿着一份病例记录。理查德站在她面前，看了她很久。
“刀博士，我是理查德。”
刀小芸说：“理查德教授，欢迎。”
理查德在她对面坐下。“刀博士，我想看看那些病人。不是病例记录，是病人本人。我想亲眼看看，那些被你们治好的病人，是不是真的好了。”
刀小芸看着他，沉默了几秒，然后站起来。“好。我带您去。”
他们看了四家病人。第一家是乳腺癌晚期，现在能干活能做饭能带孩子，和正常人一样。第二家是肺癌晚期，肿瘤缩小了百分之七十五。第三家是肝癌晚期，腹水消了，能走路了。第四家是结直肠癌晚期，各项指标都在正常范围内。理查德每看完一个病人，都要问同样的问题——您什么时候开始治的？治了多久？现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副作用？会不会复发？每一个问题都问得很细，细到刀小芸都觉得烦了。但他问完之后，从来不评价，只是在本子上飞快地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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