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典型的便是明成祖朱棣，诗经里面有一篇题目就叫做《棠棣》，也没见着让改啊？以至于明朝学者感叹“如文皇御讳，诗文中多犯之”，谁tm追究这个了。
至于所谓避讳猪字的传言实在鬼扯，事实上，只有当年不正经的正德皇帝朱厚照下旨干过这事，结果圣旨发出不到三个月，就被首辅杨廷和给顶回去了。
恰恰相反，清代的避讳制度才是最严苛的，最典型的便是如康熙名叫玄烨，于是人家《道德经》里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硬是被改成了“元之又元”，雍正叫做胤禛，于是史书里宋太祖赵匡胤硬是被改成了“赵匡允”，还有史书里的各种“胡”、“虏”、“夷”等等游牧民族称呼，都得改。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令人啼笑皆非。
而在明朝，真要按清朝那种避讳法，或者是后世某些人“明朝不能叫猪，得叫彘，否则要杀头”的智障说法，那当年他朱由榔当年不和崇祯皇帝朱由检犯讳了？怎么既没被砍头，也没有改名啊？
这小子出生的也是时候，还有几天就是元旦了（古代管今天的正月初一春节叫做元旦，清末袁世凯为了引进西方历法，才将元旦这个传统节日从正月初一改为西历的一月一号，反过来把正月初一唤作春节），在宫廷内务用度上一向非常抠门节俭的朱由榔，这回一改往日作风，硬是拿出了几千两银子，让内侍采买定做大量烟火，在肇庆城中鸣放十日，与民同乐。
正值新年，自崇祯以来，在战争的拉锯和阴云之下担惊受怕了多年的百姓第一次迎来了一个值得欢庆的新年，他们不再需要担忧鞑虏和乱兵的劫掠，不再用面对沉重的赋税和摊派，满心喜悦的迎来新的一年。
不仅是肇庆，内阁和朝廷可能是考虑到某种安抚激励民心的作用，明廷辖内各地主要城市都展开了欢庆活动，无数老百姓扶老携幼，跑到就近的城池里观看烟火，大大小小的商贩活跃起来，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一幅太平安乐的景象。
不少经历离乱之苦，从江南逃到此地的百姓见状竟是涕泗横流，恍惚间仿佛看到了几十年前的太平时节。
人民总是淳朴的，他们的感情往往显得如此朴素，听闻皇子诞生的消息后，居然有上万百姓跑到肇庆城南的佛寺、道观为皇长子祈福。
甚至十几名因海贸受益的广州商人，自发集资，在城郊建了一座生祠，用于给天子和皇子祈福，附近州县百姓闻讯，成群结队的前往上香，络绎不绝，人气一时超过了广东本地的各大庙宇......
在喜气洋洋的笑容和诚挚的祝福背后，是千万士民的人心向背和天子那已然牢不可摧的统治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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