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烈十二年，七月
福建沿海往东上千里外，在后世被称为冲绳，这个时代则被唤作小琉球的群岛之上。
四艘形式各异的中型帆船，在这里找了个岛屿旁停泊，休整补充。
它们来自广州市舶司
满载着各类商品，主要是丝绸和瓷器、铁锅等
正准备通向北面的日本长崎港
明代广州对外的商贸航线，大概可以分为三条，分别是：
广州一菲律宾一拉丁美洲航线
广州一欧洲航线
广州一日本航线
当然，事实上大明海商们，主要的活跃范围，还是马六甲海峡以东，的南海、东海区域。
而前两条航线的主要段，事实上还是西班牙、荷兰等国在经营。
于是乎，真正完全掌控在大明海商们手中的，事实上只有广州—日本这一条航线。
这年头的日本幕府，和过去的明廷一样，是施行禁海政策的。
从后世的结果来看，这一政策的结果，和后来清朝差不多，切断了国内商业资本与海外市场的直接联系，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小农经济免受冲击，以维护封建的剥削制度。
但事实上，施行政策的统治者并没有想这么多，更多的原因，是因为制止西南大名利用海外贸易增强割据实力，以及防止基督教的传入。
不过和清朝有广州一口通商一样，日本在锁国的同时，也保留了一个对外窗口。
便是后世因为另一件事情而闻名的长崎港。
1635年，幕府发布的锁国令中，不允许任何外国船只和人员进入日本，但长崎除外。
并且在长崎，只允许中国和荷兰两国的商船贸易。
中国可以理解，毕竟是传统宗主国（但事实上并非藩属国关系，两者关系比较复杂，确切来说，嘉靖以后，双方朝贡就已经断绝，但民间商贸反而更加繁荣。）
并且由于日本的针对性禁海政策，中国海商便可以通过“倒买倒卖”的方式，在日本和被禁止贸易的西洋诸国间赚取利润。
诸如郑芝龙等一批明末叱咤风云的海商集团中，大多都是在中日民间贸易里起家的，以至于和日本的渊源颇深。
而荷兰之所以能被网开一面，则是因为荷兰是新教国家，不信仰天主教，对于传教并不热衷，还在1637年日本西南叛乱之时，帮助幕府镇压。
为首体量最大的一艘帆船，看起来颇为崭新，事实上也的确是前年才从宁波的造船厂下水的新船。
船长吴大岭，正在和大副商量着从岛上补充多少淡水，如果可能的话，尽量再从当地收购果蔬。
“红毛鬼这两年是越来越过分了！”
船长吴大岭知道，对方是在抱怨之前的事情，他们船队经过台湾落脚，结果被荷兰人强令征收了近三千两的“舶停税”，平均每艘船五百两，这实在是太过分了。
他们每跑一趟，大明市舶司的关税，也就才一千八百余元。
大副抱怨道
从广州往日本，或者南下南洋，其中最合适的补给点，莫过于台湾。
而此时台湾仍在荷兰人手里
随着大明的进一步对外开放
光烈三年，大明和葡萄牙签订《香山协议》，在一系列条件之后，向葡萄牙开放内陆市场，允许葡萄牙在向大明本土至少融资三成的情况下，进入大明本土展开商贸。
而在此之前，西洋商人还只能在市舶司活动
葡萄牙抢先一步，占据更大的商业优势，引发其他几国商人恐慌。
光烈六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也被纳入《香山协议》当中
三方在光烈九年初，于广州再次补签协议，葡萄牙和英国的对华贸易，被整合成明葡商贸公司，和明英商贸公司。
公司中，设置两名董事，一人由大明商人担任，一人为葡萄牙和英国商人出任。
英国和葡萄牙，此时在远东贸易中，都属于弱头，故而明廷对于两者的态度，要宽容得多。
但这便让荷兰人和西班牙人感到不爽了
尤其是荷兰
他们之所以要控制台湾，很大原因就是需要一个连接日本、中国市场，以及东南亚后方的贸易中转枢纽。
而现在，由于明廷的全面开放政策，大量的明朝商人，干脆直接从杭州、宁波出发，绕开了台湾。
而另一方面，作为唯二可以进入长崎港的商人，双方自然存在竞争关系。
乱世平定，重新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的大明，商品出口量有绝非荷兰人能比的。
尤其是随着明、葡、英三方的贸易默契，西洋商品也能直接走明朝本土这边的贸易线路进入日本。
更加打击荷兰人的竞争力。
对方当然不会坐以待毙，这些西方殖民者，不惜万里迢迢，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赌上所有，图得不就是几十上百倍的暴利吗？
就在光烈九年广州那边三方协议敲定以后，当年年末，荷兰人就把大明船只在台湾停泊的税收，提高了一倍。
但这除了能恶心恶心人，显然没啥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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