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由于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确实有很多人为了发财不择手段，在利益面前失去了对道德底线的坚守，而胡俨的这种提法，就有点类似于近代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理论假设，而在经济活动中，诚信等基本原则确实是值得提倡的，以损害道德为代价的经济活动，其实对于整个社会风气都是一种损害。
胡俨的观点，哪怕是姜星火，也不能说没有任何意义，这里面肯定是有一些积极意义的，这是无法否认的，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胡俨就已经取得了稳住阵脚的作用。
毕竟站在道德高地上，对下面指指点点，天然就立于某种不败之地。….
但这种改变，对于传统的程朱理学，或许是一种进步，可对于姜星火的新学来说，却依旧太过保守和落后，是披着“仁义礼智信”的虎皮的道德绑架。
姜星火思忖片刻，开口道：“仁义礼智信，不待发而始有也，未发之时，此五者未尝不流行于中，即使发之时，五者有何声臭之可言乎？若必以不容说者为头脑，则参话头以求本来面目者为正学矣。”
“宋儒因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在人心，推原其上一层以谓之性，谓之曰仁义礼智信，性反觉堕于渺茫矣。”
姜星火的立场站的很稳，并没有因为对方的某种“让步”而随之妥协。
因为从心性论的角度，姜星火压根就不认为儒家基于天地之性所衍生出来的“仁义礼智信”这些东西，是属于实理范畴，也就是他反对这种在“仁义礼智信”之前先立一性的形而上学，如果是基于这种逻辑去推导一个“天性”，那么跟佛家成佛的逻辑有什么区别呢？
说白了，“仁义礼智信”没错，道德也没错，但理学家将这些东西，定义为“天理”范畴，属于“天地之性”，来居高临下地指导社会经济生活，在姜星火看来就是错的。
如果今天他接受了这种对方的“妥协”，承认了理学家的道德准则对于经济活动的指导地位，那么其实一切都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今天的太学之会，争到现在，争的就是到底存不存在“天地之性”这种至高的、凌驾于一切现实之上的概念。
“解大绅方才所言，盖赤子之心，见父自然知爱，见兄自然知敬。”
姜星火继续道：“若是真有一个天理，基于物质遗传的种种本能，方是天理源头，何消去存天理，而后发之为仁义礼智信？如孝子见父赴役，天寒起盥冷水，见之痛哭曰：为人子而令亲如此，尚得为人乎！于是以身代之。此痛哭一念，是从天理而求得的吗？我以为，宋儒往往说倒了。”
“《孟子尽心上》所言：亲亲，仁也；敬长，义也。”
“有亲亲而后有仁之名，则亲亲是仁之根也，今欲于亲亲之上，求其所发者以为之根；有敬长而后有义之名，则敬长是义之根也，今欲于敬长之上，求其所发者以为之根.此宋儒所以有‘性中曷尝有孝悌来’之论，天地之性不明，由此故也。”
针对胡俨所提的“仁义礼智信”这个根本论点，姜星火给予了重点针对回应。
对于当先的“仁义”两点，在儒家体系里，仁的基础是亲亲，义的基础是敬长，这个是孟子明文规定的，而所谓亲亲，指的就是孝，所谓敬长，指的就是悌。
姜星火认为，孝悌作为仁义的根基，非如程朱所理解的那样仁义为孝悌之根本、孝悌为仁义之发用。而是“仁义礼智信”这些道德准则都是虚名，譬如仁义，是先有亲亲敬长，才后出现的。….
从名实关系上看，“仁义礼智信”这些道德准则，是基于物质遗传的人伦关系和后天社会关系形成的，孝悌之行为实，仁义礼智为名，这就完全颠倒了程朱理学在天地之性所派生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原则问题上的观点。
而接下来，双方又是一阵唇枪舌剑。
辩论，再一次陷入了僵局。
姜星火“理欲统一”的心性论观点非常牢靠，反方辩手们根本无法驳倒，之前以退为进的招数，也宣告无效了。
实际上，辩论到了这里，所有反方的辩手，胡俨、杨士奇、王允绳、高逊志、汪与立、杨敬诚心头都升起了一股无可奈何之感。
本体论方面，姜星火的物质细胞理论，实在是无可辩驳，所以已经开局输一半了。
剩下的这一半，也就是心性论，姜星火更是咬死了“理欲统一”的观点一步不退。
如之奈何？
几人交换了一下眼神，杨士奇这时候忽然看到，在负责记录的杨荣，给他使了个眼色。
“若是真到了局势为难的时候，不妨用此法破局。”
杨士奇想起了此前他们所商议的内容。
眼下，似乎就到了不得不用的时候了。
因为再拖下去，没有对策的话，那就输了。
杨士奇又等了等，眼见胡俨也是无计可施，于是咬牙出声道。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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