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牧又复行去，到了司马凯桌边，见他写下的其中一段是：
“吾以谓穆公之霸在增修国政、国势既固则外交之术无往而不宜、且其时天下方以诈力相高、而秦又介居戎狄、行其狡黠之计以取利一时可也。若匈奴之在汉、窃谓虽好汉物亦不至遽即於靡弱。何也、匈奴界处北陲、刚猛忿鸷出於天性、岂独其习俗使然哉。设汉不自谋所以御侮之方、而专务出美善之物以疲人之国、吾恐财产耗竭而边郡之寇掠自若也。”
从司马凯的观点看来，他也认为如果汉朝不谋自强，寻求御敌的办法，而是专以财物美人糜人之国，恐怕把短裤都送出去完了，边疆的敌人还抢掠如故。这和韩靖的看法基本相同。
秦牧看了还算满意，其实贾谊的做法没有错，关键就看你在什么情况下施行这样的策略，秦穆公如果自身不强大，靠送几个美人就想让西戎归附是不可能的，同理，越王勾践如果不是用范蠡文种将越国治理得强大起来，送出西施也是白送。
修政以强自身，这是道。出美善之物以疲人之国，这是术。道与术并用，相辅相成才是正理。
秦牧游步徐行，不时停下来观看贡士们的答卷，有些人紧张得直冒汗，但有些人即恨不得秦牧停在自己桌边不走了，百人有百态，不一是足。
秦牧经过一个叫陈镇远的贡士身边时，发现他已经答到第二个问题，只见他写道：
“天下之患莫甚於不权时势、而务博宽大之名。虽申商之术、儒者弗道、然时势所值、激於不得不然、善为国者必不敢因循顾忌、而贻天下以不测之患........”
他这观点，在秦牧看来，还算可以，于便停下来细看，陈镇远一发不可收拾，笔下洋洋洒洒近千言；
他不光论述了诸葛亮和王公石变法的苦衷，秦牧总结下来，他的思想竟是以儒为皮，以道为肉，以法为骨。虽然这层意思表达得很含蓄，但内里就是这么个意思。
这在当下来说，他绝对称得上是个异类了，而秦牧个人，也更趋向道家和法家，法家就不必说了，老子的《道德经》足以称为夏华最高智慧的结晶，至少秦牧是这么认为的。
汉唐两代国家最强盛之时，都是以道家方略治国。道家提倡的“无为而治”，绝非真的是无所作为。
秦牧宁愿把“无为而治”肤浅地理解成官方对民众的思想少了管束，让各种思想和学说自由碰撞，少划分些什么是高尚的，什么是奇技淫巧之类的加以贬斥。
另一方面就是放权，少对各行各业指手画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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