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那你随我一同去找家乐书记，向他详细汇报你的想法和安排。”
肖树民点头说道。
随后，两人一同前往杜家乐的办公室。
以往江一鸣与雷亮存在分歧时，通常都是江一鸣独自向杜家乐汇报工作，但此次情况不同，肖树民决定亲自陪同，以示对这项人事调整建议的重视与支持。
但事实上，从组织程序与常规惯例来看，江一鸣直接向省委书记杜家乐汇报工作的做法，并不完全符合党政机关通常的汇报流程与规矩。
按照一般情况，市级层面的工作应当先由市委书记向省委书记进行正式汇报；即便由市长出面汇报，也需事先与市委书记充分沟通、达成一致意见，之后以市委的名义形成正式报告并呈报上级。
如今由于江一鸣与肖树民在施政理念与发展思路上高度契合、目标一致，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形成了明确分工：主要由肖树民负责向上级汇报整体思路与决策，而江一鸣则专注于具体工作的推进与落实。
恰逢杜家乐书记此时有一段空闲时间，便安排了接见，听取了他们的汇报。
在汇报过程中，江一鸣首先简要介绍了江城市当前的整体发展状况，并重点剖析了西江区在综合治理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他随后深入阐述道：“我认为，一个地区的社会治安与综合治理工作能否有效开展，公安局局长扮演着最为关键的角色。如果连局长这一核心岗位都存在问题，那么整个区域的政法生态就容易失去秩序、陷入混乱。西江区之所以综治问题频发、屡治不止，其根源恰恰在于公安系统内部存在诸多弊端。我原本的考虑是直接更换西江区公安分局的局长，以从根本上扭转局面，但这一提议却遭到了不少干部的反对，其中明确表示异议的包括市公安局局长汪左以及西江区委书记张伟利。面对这种阻力，我与树民书记经过慎重商议后认为，不宜贸然从基层动手，而应当首先从市级层面进行统筹调整，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推动整体改革，从而扎实抓好江城市政法工作的全局。”
杜家乐听后，对此人事布局并未表示异议，而是直接询问关键人选：“你们有没有合适的接替人选？”
江一鸣随即提出建议：“我们推荐义阳市委副书记张训军同志。”
接着，他将张训军的工作履历与任职经历作了简明扼要的汇报，并补充说明：“无论是从公安系统内部的实战经验积累，还是对本省政法生态的深入了解与把握来看，张训军同志都具有他人难以替代的显着优势。”
杜家乐在审阅张训军的履历后肯定道：“他的履历确实扎实，经验也比较丰富。不过，他是义阳市的干部，而你又是从义阳市调任过来的，这样的安排会不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猜测与联想？毕竟干部异地交流任职本是常态，但若在具体操作中不够谨慎，容易被人误解为是在搞‘山头主义’或‘圈子文化’，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
江一鸣对此早有准备，从容汇报道：“请书记放心，我与张训军同志共事的时间总共不到两年，且我在义阳市工作期间，与他并无特别密切的私人往来，工作关系完全正常。因此，从整体上看，这种情况完全可控，不会造成不良影响。”
杜家乐得知两人交集时间很短，便打消了顾虑，表态道：“既然这样，那就按照正常程序推进吧。”
随后，在江一鸣的积极推动以及相关方面的配合下，人事调整事项进展迅速。汪左被调往其他省份，担任省公安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
虽然从级别上看属于平级调动，甚至名义上可视为某种提拔，但其实际掌握的职权与在地方时的政治分量却不可同日而语。
两者虽同为正厅级，但省公安厅副厅长通常只分管某些特定领域，并不直接掌握地市级公安机关的指挥权；而江城市作为省会，其公安局局长不仅统管全市治安、经侦、网安等核心警种，还兼任副市长职务，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也具有一定影响力，权力辐射面与实际分量远非一般副厅长可比。
得知这一调动安排后，汪左内心难免有些复杂情绪，但转念一想，能够离开当前这个矛盾交织、压力重重的是非之地，倒也感到几分释然，至少不用再夹在江城市本土势力与江一鸣市长之间左右为难、处处受制。
在赴任之前，汪左主动来到江一鸣办公室告别。
“江市长，您现在方便吗？我想和您聊几句。”
汪左语气平和地问道。
江一鸣虽有些意外，仍客气回应：“方便，请坐。”
他原以为汪左会因这次调离对自己心存芥蒂，甚至暗生怨气，毕竟此事确实由自己主导推动。然而江一鸣对此并不在意，因为在体制内运行逻辑中，个人情绪从来不是决策的关键因素，所处的位置与大局需要才是根本考量。更何况，与其让千千万万百姓因治安问题抱怨指责，不如承受个别人的一时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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