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什么，把话说完。”
江一鸣鼓励道：“放心，今天的谈话内容，只限于你我二人知道。”
赵建海沉默了几秒，压低声音说：“就是第三起案子，那个出租车司机的案子。我当时去现场进行仔细勘查，在他右手掌心发现了一道很浅、但形状规整的划痕，不像是搏斗时胡乱抓挠所致，倒像是被某种带有棱角的硬物刻意擦伤留下的。而且，我反复检查过他那辆车的内饰，发现前排副驾驶座椅的靠背角度，和正常乘客乘车时习惯调整的状态不太一样。一般来说，无论是司机还是乘客，为了乘坐舒适，坐副驾驶的人都会下意识地把靠背调到相对靠后的倾斜位置，但那辆出事的出租车，副驾驶靠背却被调整得笔直朝前，几乎与座椅底座呈九十度角，这非常反常。”
江一鸣的眉头微微皱起，身体不自觉地前倾：“这意味着什么？把你的推测说出来。”
“这意味着那天晚上，出租车里可能不止两个人。”
赵建海把声音压得更低，几乎像是在耳语，说道：“副驾驶座上很可能还坐了第三个人，而且这个人要么个子不高，不需要后仰的空间；要么就是有意将座椅调直，刻意给后排留出更多的活动或隐藏空间。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与最初‘司机与后排乘客发生冲突’的简单推论存在矛盾。”
江一鸣的目光在赵建海脸上停留了两秒，然后缓缓开口问道：“当年你把这些细节观察和你的推测，都原原本本写进正式的现场勘查报告里了吗？”
赵建海沉默了片刻，脸上掠过一丝复杂的神色，最终摇了摇头，语气里带着无奈与些许惭愧：“没有。当时王总队长已经在内部会议上定了调子，明确指示按‘连环作案’的方向推进侦查。我那时候只是个勘查组的组长，人微言轻，如果硬要在报告里提出这种指向不同可能性的细节，不仅不会被采纳，反而很可能被扣上一顶‘擅自发挥’、‘干扰侦查方向’的帽子。所以……我选择了保留。”
江一鸣点了点头，脸上并没有流露出责备的神色，也没有说出“你应该坚持”这类站在事后立场上的轻松话语。
在体制内待过足够年头的人都清楚，一旦案子已经被主要领导拍板定下了侦查方向，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共识和路径依赖，下面具体办事的人即便心存疑虑、掌握了不同线索，也很难凭一己之力扭转整个局面，贸然提出异议往往意味着职业生涯的风险。
“其实，当时王厅长之所以不愿意接受这个方向，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
赵建海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接下来的措辞是否合适。江一鸣没有催促，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等待下文。
赵建海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才继续说道：“当时第三起命案发生时，王立林亲自带队，第一时间赶到，经过初步勘察后，他当场就判断，这起案件的作案手法与前两起高度相似，应该并案处理。不过，当时由于时间紧，并没有进行更细致的现场取证，所以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很准确，这个是很常见的事情，问题出就出在这件事受到了上级的高度重视，在我们警方还没有明确结论之前，时任厅长邱大成就一个电话把王立林厅长叫了过去，一起向省领导汇报。”
“汇报会上，王立林就把初步勘察的情况和结论做了简要汇报，省领导当场就拍了板，要求尽快破案。邱厅长就带着王立林回来之后，立刻召开了专案组会议，把省领导的指示传达下去，要求全组上下统一思想，集中力量，按照已经确定的连环作案方向全力攻坚。这样一来，整个专案组的侦查方向就被彻底锁死了，当新的线索出现时，王立林也将其否定了，因为一旦承认新线索可能指向不同方向，就等于变相承认当初向省领导汇报的结论存在偏差，而那时一位副厅长即将退休，而他是呼声最高的接任人选之一，在这个节骨眼上，任何可能被视为“工作失误”或“判断偏差”的记录，都可能成为竞争对手攻击他的把柄。所以，他选择了沉默，选择了让那条线索沉下去。”
“最终，这三个案子被强行并案处理，以连环杀人案的结论开启了漫长的侦查，然而，由于方向从一开始就存在偏差，导致后续投入的大量警力和资源，都像是拳头打在了棉花上，始终无法触及真相的核心。最终，这起案子拖了五年，依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突破，成了一桩悬而未决的积案。”
赵建海如实汇报，他之所以愿意说出真相，是因为他知道江一鸣并不喜欢王立林，否则也不会把他分管的刑侦总队交给吕邦政负责。
当然，他也有私心，当时他坚持三起案件不能并案处理，但王立林强行压下了他的意见，还把他狠狠批评了一顿，说他“缺乏大局观”，甚至在王立林当上了副厅长后，直接把他从刑侦总队调到了边缘部门，一待就是好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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