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黑色分布或为点状，或为云雾状，或为纯黑，其名称有乌云片、淡墨光、金貂须、夫人鬓、纯漆黑等。
在整块玉料中黑色有深有淡，即使在一块以黑色为主的玉石上也会杂有青色，甚至白色，其中墨玉的黑色是由微鳞片状石墨引起的。
糖玉是指呈血红、红糖红、紫红、褐红色的软玉，其中以血红色糖玉为最佳，多在白玉和青玉中居从属地位。
花玉是指在一块玉石上具有多种颜色，且分布得当、构成具有一定形态的“花纹”的玉石，如“虎皮玉”、“花斑玉”等。
和田玉的颜色与国内外其它地区的软玉相比，色调较多，自成系列。
世界上透闪石玉颜色基本上为白、青、黄、黑、碧（绿）五种颜色，还有一些中间过渡色。
由于含铁量很低，和田玉基本为前四种颜色。
按颜色，和田玉分为白玉、青玉、黄玉、墨玉4大类，其中可进一步划分，如白玉有羊脂玉、白玉、青白玉等。
在和田玉中以白玉和黄玉为贵，古人说：“黄如蒸粟，白如截脂，黑如纯漆，谓之玉符。”
特别是和田玉中的羊脂白玉罕有，仅有新疆出产，在古代人们就认为“于阗玉有五色，白玉其色如酥者最贵”。
中国玉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和田玉是中国玉文化的物质基石，在中国玉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史上书写了灿烂辉煌的篇章。
玉器刚刚出现之时，只是作为生产工具和原始装饰品。
随着生产的发展，产生了贫富分化，导致了阶级的产生和国家的出现，等级观念也随之产生，慢慢地这种产量稀少，美丽耐久的玉器就成为统治阶级专门享有的器物，并赋予了特殊的意义。
作为政治等级制度的规范，在春秋战国时期玉器就有了详细的记载，如“六瑞”的使用规定为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
这些规范是以玉器的形制和尺寸来区分的，镇圭最大，桓圭次之，信圭再次之地位最低的男爵则用具有蒲纹的璧形玉器。
秦以后，玉玺成了君权的象征。以玉为玺的制度，一直沿袭到清代。玉玺如此，玉带也有级别规定，唐代就明确规定了官员用玉带的制度。
《新唐书·车服志》中记载了“以紫为三品之服，金玉带挎十三；绯为四品之服，金带挎十一，浅绯为五品之服，金带挎十一”。
可见，从原始社会末期至清代，某些玉器一直是作为政治等级制度的重要标志器物。
道德赋予玉文化从产生之时，就用玉赋予了道德观，所谓“君子比德于玉，君子佩玉”等都是对玉进行人格化。
玉的道德内涵在西周初年就已产生，从那时起，发展了一整套用玉道德观，将其理念化、系统化是在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以后，儒家的用玉观一直贯穿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深深根植于人们的头脑中。儒家道德以其涵盖仁、义、礼、智、信而着称。
玉道德便以其为本，象征着伦理观念中高尚品德和情操。
在这当中，就有很多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出来与玉有关的字，多表示美好、崇高的意思。
例如，经常有人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来比喻某人高尚的情操和凛然气节。
中华民族对玉的偏爱、宣传、推崇，被思想家理念化后，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历代统治阶级都加以利用。
玉的道德和人格化，广泛被民众所接受，是玉器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和田玉用来比喻君子的美好品德，还常常当作情人间表示爱慕的信物。
新疆和田玉文化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历史。
有专家认为探讨史前古玉玉质及玉料的来源对研究中国玉器起源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颇具影响的有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仰韶文化、齐家文化、石家文化等，这些文化是过通玉石及其玉料来表现的，其来源是中国玉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而其中的仰韶文化透闪石玉出自新疆，齐家文化包括龙山文化的透闪石玉也来自新疆和田。
学者专家长期的争论与研究已被史料和出土玉器的佐证说明，从理论推断和预测发展到理论更新和定论。
因此，布置和田玉博物馆比布置翡翠博物馆要难了很多，难在它不仅有产地、颜色、种水之分，还有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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