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不能怪大明朝的文官们搞起内斗不分场合不分时机且还无下限，因为大明朝就是这个政治环境，根本就没有协商机制和体面的退出机制。
在大明朝官场上混，你不主动去斗政敌，那政敌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斗你，权力官位你不去争，那就会被政敌给抢去，等到政敌得了势掌了权，那就会反过来把你往死里整！
大明朝的政治斗争自洪武朝开始，对待政治对手就没有任何的宽容可言，一旦斗争发生，那就是你死我活的结局，没有回头路可走。
政治斗争的胜利者赢得所有通吃一切，而失败者则输的连渣子都没有，身家和名声一个都保不住，在这种极端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不斗能行吗？！
也正因为如此，这帮文官才会在局势糜烂到都快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仍然对前线的局势不管不顾，一门心思的搞党争搞内斗。
毕竟像这种搞垮政敌争权夺利的机会可不多，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不趁现在可劲的斗人玩命的争权，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之时就晚了。
...
随着湖北、南阳前线的败报接连传到京师，让原本朝堂上就已经白热化的政治斗争变的更加的复杂，之前的斗争是围绕内阁首辅和六省剿贼督师这两个职位展开的，这属于是争夺权力。
而前线的败报传到京师后，那朝廷上的官僚们那就又开始斗人了，而这斗的人那自然就是陕西总督郑崇俭和陕西巡抚丁启睿这二人。
毕竟湖广这边巡抚宋一鹤被朱皇帝下令处决，督师杨嗣昌也被死后追责打倒否定，湖广这边的军事失利已经有了承担责任的人，秦军兵败武关道自然也是要有背锅侠的。
那陕西总督郑崇俭是山西平阳人，属于是清流派系之一的晋党，而陕西巡抚丁启睿则是走了杨嗣昌的门路才当上这个巡抚的，属于是杨党在地方上的余孽之一。
朱皇帝虽对杨嗣昌死后追责但由于两人捆绑太深，并没有将杨嗣昌给彻底否定，对他的功过那也是对半开，也正因为如此，杨嗣昌有很多党羽并没有被清洗，杨党核心成员之一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依旧在继续干，并且深受朱皇帝的信任。
陈新甲跟丁启睿同为杨党成员那肯定是要互相帮扶的，于是陈新甲将秦军战败的责任，全部都推到总督郑崇俭的身上，说是丁启睿看护粮草不力导致兵溃。
把在前线督师的巡抚丁启睿给摘的干干净净，并且还替丁启睿涂脂抹粉说他在转进路上“处置得当”，为朝廷避免过大的损失。
那朝堂上的清流自然是不会看着杨党余孽在这里颠倒黑白，于是便接二连三的上书弹劾丁启睿，指责丁启睿在前线督师指挥不当才导致各路官军溃败，责任全在丁启睿，并要求朱皇帝像办宋一鹤那边把丁启睿给办了。
...
郑崇俭虽然没能看护好粮草被李自成给烧了，但陕西这几年的经济恢复的不错，即便商州的粮草被李自成烧了，只要郑崇俭调度得当那还是可以及时补充回来的。
而内线前线官军溃败的原因虽是粮草被焚军心大乱所引发的，但丁启睿作为在前线坐镇的巡抚，他有责任前线的官兵给安抚住，所以这两人的责任应该是对半干都有错。
当然，那领兵的将帅贺人龙和李国奇的责任也不小，当时内线前线的粮草是足够部队支撑一段时间的，但这俩得知粮草被焚的消息后，二话不说招呼都不打救拉着队伍偷偷摸摸的跑了。
要是这俩货多坚持一段时间，能给上头的文官一点基本的信任，那说不定郑崇俭就从关中那边把缺失的粮草给调了过来，最终的结局那也很难预料。
处于政治斗争中心的朱皇帝，其实对秦军战败的责任划分也是十分清楚的，但贺人龙和李国奇这两个丘八他动不了也不敢随意乱动，所以也只能强忍着不快下旨训斥他们几句，但心里已经将贺人龙给恨死了。
而丁启睿朱皇帝则是不想动他，朱皇帝对杨嗣昌的否定仅限于陷藩陷陵这两条，至于杨嗣昌举荐的官员和推行的政策则是没有否定，因为这剿饷和练饷还要继续收，杨嗣昌的党羽朱皇帝还得留着继续制衡清流。
于是朱皇帝就以作战不力为罪名将陕西总督郑崇俭给拿下，革除其所有官职派锦衣卫到陕西去他给提溜到京城，关进诏狱里听候处理。
要说这个时空的郑崇俭要比原来历史上的结局要的多，原来历史上郑崇俭在杨嗣昌死后遭朱皇帝迁怒给处死，而这个时空只是被关进去蹲班房。
...
杨党余孽和清流的这一场的斗争，以杨党余孽的胜利而告终，紧接着这朝堂上的斗争重心又回到了内阁首辅和六省督师这两个职位的斗争上。
清流派被杨党余孽给拿下一个总督，对此清流派自然是要发起猛烈的反击，那杨党余孽为了给党羽丁启睿开脱罪责，不是吹他在前线临危不乱指挥得当吗？！
既然丁启睿这家伙这么厉害这么有能力，那接替杨嗣昌担任这个六省剿贼督师应该不是问题吧？！于是清流派便使出了官场斗争中惯用的捧杀战术，纷纷上书朱皇帝推举丁启睿担任六省剿贼督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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