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十四日傍晚，荆楚省会汉江飘起了冷雨。
李平江的车队驶入省委大院时，雨刮器急促地来回摆动，窗外的一切都浸在灰蒙蒙的水汽里。
他从燕京开完会回来，一路心情都有些沉。
两天前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开得比预想中更透着紧迫感。
会上，领导肯定了各省在债务统计阶段的工作——“荆楚省报上来的数据就很有代表性，敢于直面问题，底数摸得比较清”——这话让李平江脸上有光，但紧接着的部署让他心头一紧：
“统计清楚只是第一步，下一步的清欠工作才是真正的硬仗。各地要拿出切实可行的化债方案，中央将成立督导组，逐省过筛子。这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更是检验各级领导干部政治担当的任务。”
散会时，几个相熟的省长在走廊里边走边低声交谈。
“这回动真格了。”
“早该动了，雪球越滚越大。”李平江没多言，只是握了握他们的手，匆匆赶往机场。
此刻，他穿过省委大楼安静的走廊，径直走向书记王维波的办公室。
秘书轻声告知：“书记在等您。”
推门进去，王维波正站在窗边，背对着门，望着窗外被雨水模糊的灯光。
听到声音，他转过身，指了指沙发：“回来了？坐。喝口热茶。”他亲自给李平江倒了杯茶，白瓷杯里热气袅袅。
“压力不小。”李平江解开西装最下面的扣子，从公文包里取出那份字迹密麻的会议记录和几份内部参阅件，“领导表扬了我们前期统计扎实，但重点全压在‘清欠’两个字上。要求我们省尽快拿出详细到时间点、责任人的清理方案，要有硬招实招。中央的清欠小组，据说下个月就可能启动巡回督查。”
王维波戴上老花镜，一页页翻看材料，办公室里只有纸页的窸窣声和窗外的雨声。
看完，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你的想法呢？”
“躲不过，也不能躲。”李平江身体微微前倾，“我建议省政府这边立刻成立化债工作专班，我牵头，财政、审计、发改、地方金融监管局，还有国资委的一把手都进来。分片区包干，一个市一个市地督导，一个包袱一个包袱地卸。尤其是宁乡、楚州这几个‘重灾区’，得派工作组常驻。”
王维波点点头，思忖片刻：“光政府这条线发力还不够。债务问题，根子往往在决策环节，在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的作用发挥上。宋江同志最近正在深入研究基层党建和债务风险的关联，你去找他碰一碰。省委这边我来统筹，争取把化债和强基固本拧成一股绳。”
几乎在同一时间，楼上宋江的办公室也亮着灯。
他面前的办公桌泾渭分明地摊开着两份材料：左边是一份新印发的红头文件《关于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右边则是一份还带着油墨味的厚实报告——《关于宁乡市经济社会发展及基层治理状况的专题调研报告》。
他先拿起左边那份党建文件。这些措辞他并不陌生，但每次读都觉得字字千钧。
“弱化、虚化、边缘化”、“组织覆盖有形无神”、“政治功能发挥不充分”……这些抽象表述。
他用红笔在“个别流动党员长期脱离组织管理”这句话下重重划了一道线。
这时，敲门声响起。
“进。”
省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贾富强推门进来，眼里带着连日加班的血丝，手里捧着那份厚厚的调研报告。
“书记，宁乡的报告第三稿出来了，请您审阅。”
宋江接过报告，掂了掂分量：“又熬了通宵？”
“连着三天。除了实地调研的材料，还补充调阅了宁乡近五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常委会纪要、财政预决算报告，特别是重大项目的决策记录。”贾富强声音有些沙哑，但透着完成任务的释然。
宋江点点头，翻开报告目录。报告结构是他亲自敲定的：第一部分，宁乡经济社会发展全景（重点是产业结构和债务成因）；
第二部分，基层治理现状与问题（突出党组织建设）；
第三部分，典型案例剖析（选了老城区改造、高新区招商、通羊镇事件三个点）；
第四部分，对策建议。
他看得很仔细，红笔不时在旁边空白处写下批注。
看到第二部分关于“部分农村党支部组织生活记录涉嫌后补”的表述时，他圈了出来，在旁边写道：“此处需附具体核查事例，点名到镇到村，否则缺乏说服力。”
看到第三部分分析通羊镇事件时，他停顿了一下，补充写道：“应深挖一层：该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的人员构成、党员比例、日常教育管理情况如何？党组织在规范基层执法行为中是否存在缺位？”
翻到对策建议部分，他看到“建议加大市级财政对薄弱村的转移支付力度”时，摇了摇头，直接划掉，改为：“探索‘强村带弱村’、‘村企党支部结对’等内生性帮扶机制，提升基层党组织自身‘造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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