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初以来，他已经做了他能做的一切，尽管这一切在旁人看来，或许只是难以理解的过度反应。
医疗系统方面，他以“加强冬季传染病防控”为名，连续下发了两份文件，要求全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严格落实发热门诊预检分诊制度。
加强对不明原因肺炎的监测，一旦发现聚集性病例必须第一时间直报市卫健委。
他还亲自过问，在全市各大医院建立了每日疫情零报告制度。
物资储备方面，他让市政府办公厅协调相关部门，将阳城、宁乡两地医疗产业园这两个多月“开足马力、不计成本”生产的防疫物资。
分批、秘密地调运至汉江，分散存放在若干个可靠的大型仓储基地。医用口罩、防护服、消毒液、药品……源源不断地入库、封存。
据他掌握的数据，到十二月中旬，汉江的各类防疫物资储备量，已经达到了一个惊人的规模：各类口罩数亿只，防护服数百万套，消毒液数十万吨。
这些数字他没有向任何人完整透露过，包括韩青山。
韩青山只知道书记让他“配合生产、集中采购”，却不知道采购的量早已远超军体会保障所需的好几百倍。
资金方面，那笔五百亿的“特别应急账户”早已秘密设立。
财政局只有三位局领导知情，账面上的名目是“城市重大风险储备金”。
韩青山顶着巨大压力完成了归集，这一个月来，他几乎夜夜难眠，生怕这事哪天被翻出来。
宋江知道，他正走在一条异常孤独的钢丝上。
没有任何红头文件支持，没有任何上级明确指示，甚至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先例。
他做的这一切，依据的仅仅是记忆中那些尚未发生的、模糊而恐怖的图景。
每天晚上，无论多晚，他都要亲自看卫健委的值班简报。
从最初的一两例、三五例，到后来十几例、几十例……数字在缓慢爬升。
发热门诊接诊量开始悄然增加，一些医院的呼吸科床位开始紧张。
他问卫健委主任：“最近流感样病例是不是比往年同期多？”
卫健委主任回答：“是稍微多了一些，但还在正常波动范围内。可能是冬季气候异常，也可能是军体会期间国际人员流动带来的季节性影响。我们已经加强了监测。”
宋江没有再追问。他不能说更多，也不能要求更严厉的措施。那会引起恐慌，会引起质疑，会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打乱整个城市的正常节奏。
他只能等，同时做着最坏的准备。
十二月底的一个深夜，宋江独自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汉江市医疗卫生资源分布图。
地图上标注着全市所有三甲医院、二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床位数量、ICU容量、负压病房数量、呼吸机数量。这些数字，他早已烂熟于心。
他拿起红笔，在几家市级医院和一家在建的大型综合医院旁边，画上了着重号。
1月初的汉江，如往年一般，进入了冬季流感高发季。
街头巷尾，咳嗽声多了起来，药店里的感冒药销量稳步上升。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正常。
然而，在常人看不见的坐标上，曲线正在悄然突破阈值。
1月3日，中心医院呼吸科主任向院部报告：近一周接诊的社区获得性肺炎病例明显增多，部分病例影像学表现特殊，与常见病原体引起的肺炎不太吻合。院感科启动内部预警。
1月6日，市疾控中心从哨点医院采集的呼吸道样本中，检测出若干例不明原因的病毒核酸阳性。
1月8日，宋江在市委常委会结束后，单独留下了卫健委主任和疾控中心主任。
“什么情况？”他问得很简短，声音却异常低沉。
卫健委主任神色凝重：“宋书记，这几天情况不太对。全市发热门诊就诊量连续五天超过预警线，中心城区几家大三甲医院的急诊科、呼吸科已经爆满，床位告急。更棘手的是，我们收到了国家疾控中心的反馈——那几例样本，还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
宋江的手指轻轻握紧，脸上却没有太多表情。他沉默了几秒钟，那几秒钟在卫健委主任看来，仿佛有一个世纪那么长。
“有特效药吗？”宋江问。
“目前都没有。传播途径、毒力、潜伏期……都在紧急研究中。但根据初步判断，存在人际传播的可能。”疾控中心主任的声音有些发抖。
宋江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城市车水马龙，一片繁荣景象。没有人知道，风暴即将来临。
“从今天起，”他的声音平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全市卫健系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第一，立即向省委、省政府书面报告，同时抄报国家卫健委。
第二，启动全市医疗资源应急调度机制，所有医院预留隔离病区，清空一部分床位待命。
第三，我授权你们，可以随时征用符合条件的酒店、会展中心作为后备隔离场所。
第四，全市流感监测哨点扩大一倍，所有检测阳性样本必须当天复核、当天上报。”
他转过身，看着两位负责人：“这件事，我负全责。你们只管执行。”
当晚，市政府专项账户启动了第一笔紧急拨款——30亿元，用于紧急采购ECMO、呼吸机、防护物资等紧缺医疗设备。
1月10日，全市报告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呈现几何级增长。各大医院发热门诊排起了长队，防护物资开始吃紧。恐慌的情绪开始在社交媒体上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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