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简单说了两句，郭志远那边似乎有人找，便挂了电话。
我放下电话，话筒上似乎还残留着刚才的紧张感。办公室里很安静，曹伟兵、杨明瑞、韩俊等人都看着我，显然从我的只言片语和神情中猜到了一些。
“县长，是市委于书记有重要任务？”曹伟兵试探着问。
我点了点头，没有细说，只是道：“一点棘手的事，关系到兄弟县的一个老厂子。走吧，先去乡里简单听听汇报，然后回县里。”
接下来的行程，在乡政府会议室听潘保年汇报乡镇企业和春耕准备情况时，我的思绪早已飞到了平安县那个熟悉的高粱红酒厂，飞到了那个整天围着酒缸转、脾气古怪却手艺超群的孙向东身上。
该如何开这个口？利益交换？感情牌？政策压人？哪一种对那个“倔驴”可能有效？我心里飞快地盘算着各种可能性，他倒是喜欢娱乐项目，但我总不能带他消遣吧。
下午回到县里，办公桌上已经堆了一些待批的文件。我刚坐下没多久，县法院的吴院长就敲门进来了。老吴年纪不小了，头发花白，脸上总带着一种法官特有的谨慎和严肃。
“县长，打扰您一下。关于那个偷盗台胞王建广财物的案子，我们合议庭初步有了意见。”老吴坐下后，开门见山。
“哦？怎么定的？”我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这件事影响很坏啊，那个台胞老王先生人家是带着诚意回乡啊，是县里好不容易请回来考察投资的，结果在招待所里丢了金戒指和美钞，虽然最后迫于压力还了回来，但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考虑到犯罪嫌疑人最终退还了财物，认罪态度也……还算可以，我们初步打算判一年有期徒刑。”老吴说着，小心地观察着我的脸色。
我放下茶杯，摇了摇头：“老吴啊，一年时间，太轻了。根本起不到震慑作用。这种事情，往小了说是盗窃，往大了说，是破坏咱们东洪的投资环境，影响极其恶劣！”
老吴面露难色：“县长，量刑要考虑多方面因素，毕竟财物追回了，也没有造成其他严重后果……”
我打断他：“这样，老吴，你看能不能换个思路。这个案子，走法院程序判一年，效果不大。你们法院要是觉得量刑上有困难，能不能和公安局、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那边对接一下？看看能不能走劳教的路子。手续相对简单些，时间上也好操作，效果可能比判刑还好。”
我以前在临平县干公安局长的时候，对于一些社会影响坏、但走司法程序量刑又可能偏轻的案子，有时会采用这种办法。劳教虽然不属于刑事处罚，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对某些人来说，威慑力甚至更强。
老吴的脸色更加为难了：“县长，这……这个案子我们已经立了，程序也走得差不多了，眼看就要开庭了。这个时候再移交给劳教委，程序上是不是……”
我能看出来老吴的犹豫。这种本地发生的案子，犯罪嫌疑人家里肯定到处托人找关系，老吴是本地干部，难免会受到各种人情困扰。
我身体微微前倾，语气加重了些：“老吴啊，这个案子不是一般的盗窃案。它直接关系到咱们县对外的形象，关系到台胞对我们营商环境的看法啊！处理结果最终是要上报市委统战部，甚至可能报省台办的！你们法院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拿出鲜明的态度，决不能含糊糊，轻轻放过！”
老吴听我提到市委统战部和省台办，神色一凛，立刻明白了事情不好糊弄，马上改口道：“是，县长！您指示得对！我明白了！我们回去再重新合议一下！”
送走了老吴，我靠在椅背上，心里想着。这些事，说起来都不大，但一件件处理起来，都耗费心神。
这时，桌上的电话又响了起来。我拿起话筒，里面传来一个熟悉的女声，是焦杨。
“县长，没打扰您吧？”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轻快和……亲近？
“焦部长啊，有指示啊？”我尽量让语气显得公事公办。焦杨对我的那点心思，我隐约能感觉到，但一直保持着距离。
“是有个事想跟您汇报一下，”焦杨的声音压低了些，带着点神秘和兴奋，“市委组织部的姜艳红副部长今天找我谈话了。”
“哦？好事啊？谈什么了？”我问道。姜艳红是分管干部工作的副部长，她找谈话，通常意味着人事变动。
“姜部长说，市委初步考虑，下一步要提拔交流一批干部，充实区县的领导班子。我们县……嗯，可能包括我，在考虑范围内，说是打算提拔担任县委副书记。”焦杨的声音里透着期待，“但是具体去哪个县，还没定。”
我心里一动。县委副书记和组织部长虽然都是副县级，但副书记是妥妥的县里三把手，是迈向县长、书记的关键一步，分量和组织部长不可同日而语。这确实是好事。
“那是好事啊，恭喜你了，焦杨同志。”我表示祝贺，“这说明市委对你的工作是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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