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华西把深沉的目光从那份沉重的名单上移开，看向坐在对面沙发上的两位副手：副书记侯刚和新近提拔的副书记邹新民。
邹新民是刚从东投集团纪委书记的任上提拔过来，资历和排名都在侯刚之后。按照不成文的规矩，这种先内部碰头、统一思想的场合，通常是职位相对低一些的先开口，以免受了主要领导定下的调子的影响，从而不敢充分发表个人看法。
侯刚是老纪检了，政策水平高，办案经验丰富，此刻只看着材料不表态。邹新民更是屏气息声，目光小心地在林华西和侯刚之间移动。
办公室里，只有窗外的风声和墙上挂钟秒针走动的微弱声响。
林华西端起茶杯，然后清了清嗓子，打破了沉默：“你们两个，也别光坐着不吭声。今天是咱们纪委内部先通通气，议一议。纪委的干部，关键时刻要敢于表态，敢于拿意见。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顾虑，都摊到桌面上来说。一会儿我还要去跟伟正书记做专题汇报，如果书记问起我们纪委的初步意见，我们得有个基本的思路和方案，不能一问三不知。”
侯刚抬起眼皮，迅速和林华西交换了一个眼神，他先听明白了林华西的弦外之音。林书记的重点，恐怕不是要借着丁洪涛的案子一查到底，而是要拿出一个既能向市委主要领导交代、又能最大限度控制影响、维护“稳定”的“稳妥”处理方案。
丁洪涛案这六七十个干部的名单，牵扯面实在太广了，时间跨度也长，真要是严格按照纪律规矩，刨根问底地彻底清查，掀起的风浪将难以想象，很可能影响到全市的工作大局。这笔账，细究起来，责任不能全算在丁洪涛一个人头上，光明区乃至市里历届班子在干部教育、监督管理上，或多或少都存在不足。
六七十个干部，背后是六七十个家庭，波及的面会更广。一旦启动全面调查，引发的震动将是全局性的，甚至可能超出可控范围。
邹新民也渐渐品出了味道，他带着点试探性的语气开口：“林书记，我觉得……对待这些举报线索，是不是可以区别对待，把握一下分寸？”
林华西道：“拿出具体意见！”
“比如说，举报信里提到令狐和那个涉案老板关系密切，但关键问题是，那个白老板现在早就下落不明了，听说跑到外国去了，音讯全无。公安机关这边也在查，但线索到了境外，取证难度非常大，几乎成了无头案。现在这环境，有些人有点问题就想办法往外跑，确实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林华西未置可否，只是从喉咙里“嗯”了一声，算是认可了这种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人跑出去了，很多线索就断了，很多事情也确实就不好深究了。新民同志，你继续说说看。”
邹新民得到这点默许，语气顺畅了些，继续说道：“还有就是关于东洪县李朝阳县长的举报，说他有个远房亲戚在东洪县承揽了点小工程。这个……我觉得我们需要慎重考虑。首先，这和他本人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其次，上级虽然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但据我侧面了解，李朝阳同志的直系亲属里面，并没有经商办企业的。再说，这种旁系远亲的行为，如果都要领导干部来承担责任，这个界限怎么划定，需要仔细研究。另外，关于光明区财政局局长的事，提到了过年过节收受一些红包礼金，加起来数目可能不小，但这……他是分管财政的常务副区长，下面一些部门、乡镇的负责人趁着年节表示一下‘心意’，这种风气固然要纠正，但如果仅凭这种‘惯例’性质的礼尚往来，就对一个干部立案审查，会不会……会不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议论和波动？毕竟这种情况，在一定的范围内，可能带有某种普遍性。”
邹新民说完，目光转向侯刚，带着请示的意味。
侯刚接过话头，他的声音显得更沉稳：“林书记啊，我基本同意新民同志的看法。现在已经是第四季度，全市上下都在围绕年初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做最后的冲刺。我们纪委的主业不是直接去抓GDP，但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大规模查处干部，特别是牵扯面这么广，很容易分散各级干部抓发展的精力，甚至可能引发一定范围的恐慌情绪，客观上会对经济发展这个中心工作造成干扰。丁洪涛的这些举报，很多明显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其动机值得怀疑，很可能是为了混淆视听，把水搅浑，从而达到减轻他自己罪责的目的。我提个不成熟的建议，对于这些举报线索中涉及的领导干部，我们可以采取委托谈话或者自查的方式，让他们本人就相关问题向组织作出书面或当面说明。只要他们能把情况说清楚，没有发现明显的隐瞒或欺骗，组织上可以考虑采信其说明。如果有的同志在组织函询时避重就轻、隐瞒事实、不如实向组织交代问题，那性质就不同了，我们再视情节采取进一步的核查措施，这样既体现了组织对干部的信任和爱护，也保留了纪律的严肃性和威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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