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关镇的陆东坡表态道：“县长，我们尽最大努力！”
我笑着道：“尽最大努力是态度问题，但是县委要的是结果，结果看的是能力啊。尽了最大的努力，还是没有效果，那就是能力上出了问题！一个镇如果管不了村，东坡镇长，这就是在走下坡了。城关镇没有书记啊，这个时候，就是县委考验干部的关键时刻，东坡同志，要珍惜机会啊。”
陆东坡自然能够听懂我的言外之意，正色表态道：“书记，您放心，我们竭尽全力。”
我扫过侧面的陆东坡，看向了对面的马广德，继续道：“广德同志啊，土地权属的问题，我们力争通过法律途径尽快确权。但这只是第一步，甚至不是最要害的一步！”
我敲了敲桌子，带着股不容糊弄的硬气：“马厂长！我现在要问的，是比那块地更根本、更要命的问题！就算这地的官司打赢了，钱真到了你们厂账上，你们打算怎么花？嗯？能不能拍着胸脯保证，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用在让棉纺厂起死回生上，而不是拿去填了以前的糊涂窟窿，或者又打水漂？
会场里的气氛陡然严肃了起来。所有人都盯着马广德。
我继续道：“你们厂领导班子，到底有没有一个清清楚楚，能让县委放下心的改革方子、振兴路子？有没有那个真本事，把厂子从悬崖边儿上拽回来？这，才是我今天最想听，也必须听到的实底儿！”
我略顿了一下，让这话在安静的会议室里砸瓷实了，然后目光扫过列席的几位穿制服的同志，加重语气：“所以，我今天特意把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的负责同志也请来了。就是要强调一点：县委要抓的，不是土地到底该归谁这个具体官司。这官司，有《土地管理法》管着，有国土部门、镇政府，还有你们分管的孙县长、苗县长盯着！土地问题，不是问题！”
我看到列席的县法院马院长、检察院的同志，腰杆都不自觉地挺直了些。
“负债一千九百多万。” 我慢慢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马厂长，我记得我八十年代末在临平工作的时候，临平县砸锅卖铁，一年的财政收入拢共才五千万挂零。好嘛，你们一个厂，就欠了将近一个县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还多！”
马广德脸更白了，急着辩解：“书记，不能……我们还有设备、厂房、土地和库存原料这些家当……，算下固定资产，最多亏七八百万。”
我不客气地打断他：“好，有家当就好。那你就给我一笔一笔说清楚，这一千九百万，是怎么欠下的？钱都流到哪儿去了？号称升级设备，但是你们的设备90%都是老旧设备。是吧，这个是你们现场汇报的。每年采购棉花的成本是多少？厂里这接近一百号管理人员，工资奖金、办公开销，这些管理成本又是多少？还有银行利息，驴打滚似的，滚了多少？稀里糊涂的一直借钱？这个详细的帐，你们到底有没有算过？”
我这一连串的问题，又急又重，马广德喉咙里“咯咯”响了几下，眼神躲闪，支支吾吾，半天憋不出一句整话。
“是没有算过？” 我身子前倾，步步紧逼，“还是不敢算？或者，根本就不会算？不会算，那是能力问题，可以学；不敢算，那就是态度问题，是心里有鬼！连自己家底多大窟窿都搞不清楚，你怎么带着一千多号人找饭吃、谋活路？”
我环视着会场里一张张神色各异的脸，语气沉重下来：“同志们，年关眼看到了。厂里等米下锅，等钱给工人发工资，等钱买原料维持生产。可我们现在，连厂子到底欠了多少债、窟窿有多大，都说不清道不明！就算西街村那百十亩地，我们按顶天的价，五万一亩全卖了，能拿到七百多万。填进去，还剩下一千两百万的窟窿！就算是一千万投进去，你们有没有把握让棉纺厂喘过气、活过来？”
马广德和旁边几个副厂长，脑袋都快耷拉到胸口了，没一个敢接这个话茬。
“我看，你们的态度还没完全转过来，危机感、紧迫感，还差得远嘛！”
马广德低着头，拿着钢笔在本子上做着记录。
“这样吧，空话套话我不听，大道理也不用再讲。”我的声音恢复了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更改的决断，“给你们三天！就三天时间！从今天下午散会开始算起！厂领导班子牵头，财务、生产、供销，所有相关部门全力配合，把所有的债务，一笔一笔，给我从头到尾捋清楚！怎么欠的，欠谁的，利息多少，拿什么抵押或担保的，什么时候到期，有没有展期或逾期，统统列成清单，附上原始凭证，形成书面报告，三天后，也就是1月6号一早要送到我办公桌上！”
我看着面如死灰的马广德，语气放缓了些，但话里的分量一点没减：“广德同志，不能简单一句‘受环境影响，总欠款大概一千九百万’就打发过去。一个国有工厂，连给工人发基本工资都要指着银行贷款、拆东墙补西墙，这本身就说明经营管理出了大问题，而且是根本性的问题。所以啊，解决土地争议，弄来钱，是治标，是输血。深层次的，是要把生产经营的病根子找到、诊断准、下对药、治好它。所以，下一步，县里要优先选五家债务规模最高的企业进行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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