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又低声聊了几句，郑建便离开了。彭小友回到旁边的值班室，和两名同事，加上治安大队那个姓刘的老同志，一起吃了看守所食堂送来的简单夜宵——面条加了点臊子。
吃饭时，几个人抽烟、闲聊，说说局里的趣事，骂骂这鬼天气，就是没人提隔壁审讯室里的苗树根。
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晾”，也是给审讯者自己一个缓冲和观察的时间。
吃完饭，彭小友又故意磨蹭了一会儿，看看材料，和同事核对了一下可能要问的问题。实在无聊，四个人就打起了扑克。
等到晚上十二点多，他才示意可以开始了。
几个人起身，上厕所，洗手洗脸，整理笔录纸和笔，一番准备下来，真正推开审讯室的门时，已经接近凌晨一点。
门一开，苗树根还铐在那里，整个人像从水里捞出来又冻硬了的蜕毛的猴子一样，缩成一团，抖动的幅度已经很小，更像是无意识的痉挛。
脸色死灰，嘴唇乌黑，眼皮耷拉着，只有胸脯微弱的起伏证明他还活着。
地上湿漉漉的，有些地方甚至结了一层薄冰。窗户还开着半扇，寒风嗖嗖地往里灌。
彭小友皱了皱眉，对一名同事说：“哎呀，咋，谁忘了关窗户了。快把窗户关上。找两件旧棉袄过来，看吧树根兄弟冻的。”
几人知道，火候差不多了，再“晾”下去，真要出问题就麻烦了。既要施加压力，又要把控制度，这是审讯的艺术，也是保护自己的底线。
窗户关上，室内虽然依旧冰冷，但少了穿堂风，感觉稍微好了一点。
两件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军大衣被胡乱裹在苗树根身上。
苗树根被这突如其来的的“温暖”刺激，猛地一哆嗦，缓缓抬起头，眼神浑浊地看着彭小友他们，嘴唇翕动：“你们……你们太过分了……这是要弄死我啊……”
彭小友在审讯桌后坐下，打开笔录本，拿出笔，语气平淡，甚至带着点理所当然：“树根啊，说话要讲良心。我可是刚来啊，我们一没打你，二没骂你，还好吃好喝伺候着，看天冷还给你加了衣服，你怎么不识好歹呢？到现在了，你到底说不说啊？”
苗树根此刻连争辩的力气都快没了，生理上的极度不适和漫长等待带来的心理崩溃，让他只想结束这一切。
他喘着粗气，眼神里充满了哀求：“你们……倒是问啊！”
彭小友这才意识到，自己进来后，光顾着闲聊了，倒把正式讯问的环节给忘了。
他脸上露出一丝尴尬，笑了笑，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走到苗树根面前，塞到他哆嗦的嘴唇间，帮他点上。
苗树根心里一暖，贪婪地吸了一大口，烟雾吸入肺里，似乎带来了一丝暖意和镇定，他脸上紧绷的肌肉稍微放松了些，闭上眼睛，又吸了一口。
彭小友回到座位，也点上一支烟，这才不紧不慢地开口，语气像拉家常：“苗树根啊，都到这儿了，咱们也别互相难为。时间不早了，早点说清楚，对大家都好。我先问你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问题：你替那三十多个村民交的十八万五千块钱罚款，哪来的？说具体点，一笔一笔说清楚。”
苗树根叼着烟，沉默了几秒，似乎在组织语言，又像是在做最后的挣扎。最终，他叹了口气，声音沙哑地开口：“说到这个钱……唉，话可就长了……”
这一打开话匣子，就像平水河决了堤的洪水。从凌晨一点到凌晨五点，从凌晨五点到凌晨七点……
或许是真的崩溃了，或许是觉得隐瞒毫无意义，苗树根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他从自己早年在西街“混社会”开始讲起，怎么认识的人，怎么做的“小生意”，怎么和棉纺厂、造纸厂的一些“朋友”来往，怎么在饭局上听“领导”们聊天……他语无伦次，东拉西扯，夹杂着大量的个人吹嘘……。
彭小友十几次打断他，敲着桌子提醒：“苗树根！说重点！小时候偷鸡摸狗的事就不要讲了！和案情无关的也别说！我问你钱是哪来的，你就说钱的事！谁给你的？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为什么给？”
旁边做笔录的年轻警察手腕都酸了，圆珠笔在纸上飞快移动，小声抱怨：“彭队，这都记了快二十页了……我这手……”
苗树根这才稍微收敛，但叙述依然冗长而杂乱。他承认那十八万五千块钱，大部分不是他自己的。一部分是他多年经营娱乐场所攒下的“流水”，但远远不够。大头是“借”的……苗东方、马广德被频发提起”。
关于煽动组织群众围堵棉纺厂的事，苗树根起初还试图模糊，但在彭小友抓住几个时间点和证人名字反复追问下，他终于吞吞吐吐地承认，饭是吃过，主意是大家一起“商量”的。
他提到了副县长苗东方，又说“东方县长对棉纺厂占着地不开发也有意见，吃饭的时候说过‘要给他们施加点压力’”；提到了城关镇镇长陆东坡，说“陆镇长也担心群体事件，但好像……也没明确反对”；还提到了其他几个在场的人名，有些彭小友熟悉，有些陌生。他反复强调，自己只是“执行”，是“传话的”，主意是“上面”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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