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红砖垒砌的乒乓球台就摆在教学楼前的空地上，台面中间的砖块有些凹陷，网子是几块砖头压着的一根旧竹竿。旁边的宣传栏是木框玻璃的，玻璃有些已经破了，用胶布粘着，里面贴着一些纸张泛黄的学生作文和褪了色的活动照片。
整个校园颇为安静，偶尔有教室传出来读书声。
几个教职工，站在教学楼门口朝我们这边张望。
这所学校有初中部和高中部，师资、设施在县里都算不错，但一直是酒厂在补贴，成了酒厂一个沉重的包袱。
县委县政府早就决定将其划归县教育局统一管理，但阻力极大。
梁满仓主动问钟建，带着批评的味道：“李书记布置的工作，你们落实的效果很差啊！”
钟建作为管委会主任，是实际的负责人，就看着我，带着检讨的意味道：“李书记，我们不是没做工作，是做了大量工作，但管委会也是处于好心啊。一是担心划转后县财政无力支撑，学校办学质量下降，对不起酒厂职工子弟；二是担心原有教师待遇降低，队伍不稳。”
我听钟建这么说，已经不想批评。
实际上，谁都清楚，这所学校里有不少酒厂领导的亲戚朋友，是酒厂领导的自留地，一旦划走，酒厂就少了一个重要筹码。
分管文教卫的副县长钟必成陪着调研，也是一脸愁容，汇报说工作推进困难，主要是教师和家长们顾虑重重，担心划转后“铁饭碗”变“泥饭碗”，待遇没保障。
在学校里转了一圈，校舍整齐，操场宽阔，显然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在设施上，确实比县一中的条件还好。
参观完校园之后，十点钟，就召开了改革划转座谈会，除了县委政府的领导之外，就是教师代表和家长代表。
梁满仓亲自主持会议，在做了简单的开场白之后，梁满仓道：“学校的情况啊，都了解了。那这样，咱们各位老师先发言吧。”
几位教师你看我，我看你，没人发言。
钟建鼓励了几句之后，几个教师情绪激动，明显的带着情绪：“我们在酒厂干得好好的，为什么非要划到县里？
县里财政紧张，我们听说了，划过去工资能不能按时发？奖金还有没有？”
梁满仓想着制止几句，被我打断了，我低声道：“先让大家说吧，到时候，我统一给大家解释！来吧，家长代表，你们也讲一讲，不要藏着掖着，有什么话啊，大家直说。”
几个家长代表更是言辞激烈：“孩子正在关键时期，换老师、换管理，肯定影响学习！酒厂办的学校，我们知根知底，老师也负责。”
“划到县里，谁知道会变成什么样？”
“我们坚决反对！”
钟建和钟必成坐在一旁，虽然不说话，但姿态明显是“你看，不是我们不办，是群众意见太大，条件不成熟”。
梁满仓看着这场面，眉头紧锁，看向我，眼神里带着一丝担忧。他知道，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
我一直安静地听着，等大家说得差不多了，才抬手示意安静。我没有拍桌子，也没有讲大道理，而是看着这些焦虑的教师和家长，语气平和但清晰有力：“老师们、家长们的心情啊，我完全理解。谁都希望有个稳定的环境，特别是关系到孩子上学、自己饭碗的大事。将心比心，如果我是你们，我可能也有同样的担心。”
我喝了口茶，知道越是这个时候，动作越慢也是底气越足。
“可话说回来，大家也得理解酒厂面临的现实困难。酒厂办学校，听起来是好事，但前提是酒厂要有效益，要一直有钱往里投。大家可能不知道，曹河酒厂已经连续亏损多年，银行早就停止了新的贷款。酒厂现在维持生产都困难，拿什么来一直补贴学校？靠借钱？借的钱要不要还？到时候还不上，学校不是更垮？”
我目光扫过钟建：“靠酒厂这棵大树？可这棵树，它自己都快营养不良了，还能一直让你们乘凉吗？县里财政再紧张，保障教育投入是法定责任，是必须兜底的。县里办的学校，县里不想管也得管，这是责任。但酒厂办的学校，酒厂说不管了，县里能不能不管？能。但那时的后果是什么？是学校关门，是孩子们没学上，是老师们彻底失业！”
这话说得直接，但也戳破了钟建等人用“情怀”和“稳定”编织的承诺。
“我知道，咱们现在的老师，都是酒厂的工人身份，这能长久吗同志们。至于老师们的待遇，”我看向教师们，“划转到县里，纳入国家教师编制体系，工资由县财政统一发放，虽然可能短期内不如酒厂效益好时的奖金高，但胜在稳定、长远嘛，是国家承认的‘铁饭碗’。酒厂的‘铁饭碗’，是建立在酒厂效益这个沙堆上的，说没就没。国家的‘铁饭碗’，只要国家在，它就在。这个道理，大家掂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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