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场音乐会在即将谢幕之时，却是出现了歌迷冲击舞台的混乱局面，给整场音乐会带来了一丝不和谐的声音，尤其，这场音乐会还是面向全球几十个国家进行现场直播的。这让一些政府官员，觉得是在国际上丢了一次脸面。做为主办方的中华文化艺术公司第一次时间，受到了文化部的批评，并且开出了巨额罚单，最后，中华文化艺术公司还是请动了一些关系，将这个巨额罚单打了半折，才将事情摆平了。
不过，这场1ong歌迷现场的短暂激动和混乱现象，在国内被一些部门认为是丢了国家的脸面，是耻辱，但在国际上却是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应，因为这时候几乎全世界的人，都知道1ong在歌迷群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1ong登台演唱，台下的歌迷若是不激动那才叫不正常了。所以，国内的媒体在此事上自然一概不表，而国际社会上却是觉得很正常，没有报道的必要，最多也就一笔带过，这倒是让国内的一些人和部门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而报道称，三大男高音演唱会卖的票有2.5万张，最高票价2ooo美元，最低6o美元，预计仅门票收入就接近18oo万美元，而支出仅过一千万美元。承办“三高”演唱会的中华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卢吉星透露，这次卖出的门票，目前初步估算应该是有盈余，赚了大约6ooo万到7ooo万元人民币。
这个无意中透露的消息，顿时引起了国内的一片哗然之声。一晚上赚六七千万，还真说得上是一场金钱游戏了。
音乐会后，中外观众对其众说纷纭，大多数人的共同感受是演出气氛一流，效果差强人意。
中央音乐学院的黄教授表示，他对整场演出的印象是“不够精致、严谨。”而且“听得出来，三位男高音的声音有些疲惫，帕瓦罗蒂还出了一个小的差错。”不过他也表示，尽管这样三人的高技艺依然令人折服，尤其是多明戈“实在是棒”。作为专业人员，他认为更重要的是音乐会让更多的中国老百姓了解了歌剧艺术，“希望这一切能给中国的歌剧艺术带来新的气息”。
著名舞美设计师、太庙版歌剧《图兰朵》和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舞美设计曾力对音乐会的设计评价是“墙面有点薄”，但考虑到为保护午门而受到的种种限制，“做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对演出的印象是“挺热闹的，气氛很好。但人实在太多了，坐在后面的人根本就是在看天空，所以整场演出更象一个大的集会。”
有人指出，三高的状态已经过了颠峰时期，现在所能做的，也只是形同于“歌手走穴”式的挣钱糊口养家罢了。先看日程安排。在中国方面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三高已经在韩国21日举行了一场演出。这种时间安排里还包含着记者招待会和飞机的颠簸。在这种紧张的时间里，三高如何能真正挥自己的真实的，或者说是最佳的演唱状态，显然是个问题。
代理三高的经纪人在解释这个事件的时候说“这将有利于北京的演唱，因为韩国一唱有助于推动北京演唱会的成功”，还说是可以把韩国当作是一次“预演”。———如果这也叫解释并被大众接受的话，相信大家都和我一样，脑子不大好使。可能，善良的中国老百姓又被老外给涮了。
这场音乐会实际上根本不是什么三高的“最后一次合作”，而是一场纯粹的商业演出。至于对方宣称的“三高最后的合作”只是一个小小的噱头而已。这种明目张胆的炒作居然也能在又着丰富艺术土壤和炒作经验的中国娱乐大地上扎土生根，也算是一个不小的奇迹了。
艺术的商业化及产业化赋予艺术家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广泛的社会需求使得“神童”、“天才”供不应求。“大师”的称谓越来越廉价，崭露头角的新秀也忙得不亦乐乎。唱片公司像猎人一样寻找着猎物，经纪人群体则不惜血本地进行着豪赌，一旦有艺术家落入他们的圈套，其命运便再难自己掌握。这是当今世界乐坛十分普遍的一种现象。
帕瓦罗蒂在每年的演出季，由于和各个歌剧院签了约，不得不疲于奔命，今天在这里演，明天在那里演。常常是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演出刚完，马上就得乘飞机去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连气都不能喘。因为太累，在演出时曾好几次出现过在高音区唱破的情况。今年是帕瓦罗蒂从艺4o周年，全球行了好几张他的纪念唱片。为此，他尽管身体情况欠佳，也得听从演出商和经纪人的安排，纽约、巴黎、米兰等地到处开演唱会，推销唱片。6月21日和23日，他在汉城和北京参加完“三高”演唱会后，紧接着27日就要在香港演出，3o日又要在智利都圣地亚哥开演唱会。出场费自然十分可观，唱片公司和经纪人更是从中获利不少。
帕瓦罗蒂倒是直言直语，在回答记者“是否是最后一次演唱”的提问时说：“我们的经纪人总是对别人说，这是最后一次。其实，那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来看演出。”这种坦白让我们欣赏的同时，自然也是感到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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