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胪寺的闹剧很快传遍整个长安城，市井坊间对于请愿之百姓颇为认同，若非各处里坊的里正、坊卒们极力阻拦，怕是有更多百姓涌入皇城参与请愿，而朝堂之上则在啼笑皆非之余，引发了一场关于“战”与“和”的讨论。
即便已经关衙封印，但宗室、勋贵、官员之中仍旧私下议论、舆论纷纭。
……
御书房内，尚书左仆射李积、尚书右仆射房俊、中书令马周、侍中裴怀节、礼部尚书颜勤礼、兵部尚书刘仁轨、京兆尹任雅相、岳州刺史许敬宗、大理寺丞戴胄、太子左庶子于志宁等人在陪同陛下祭天之后，纷纷请求觐见、齐聚一堂。
侍中裴怀节开宗明义：“陛下明鉴，如今不少愚民齐聚鸿胪寺公开请愿朝廷出兵攻占他国、开启战端，令人触目惊心。”
于志宁紧随其后：“‘国虽大，好战必亡’，此千古不易之真理也！倘若举国上下皆沉迷于战争之中，各个争当功臣、攫取战功，以百姓之性命、国库之钱帛为其进身之阶，则国家危矣！”
裴怀节痛心疾首：“立国之初，群狼环伺，发动战争乃不得已而为之。可如今四海升平、河清海晏，社稷安稳、盛世煌煌，若不限制好战之舆情，恐怕大好局面毁于一旦！昔日汉武固然功业千秋、威武绝伦，却也将大汉积攒数代之底子消耗一空，导致国势每况愈下……前车之鉴，不可不防啊！”
随即他拿出一份奏疏，双手呈递给内侍转呈于陛下：“臣近日往来兵部，所悉自太宗皇帝御驾亲征高句丽以来，大唐对外发动的战争大大小小数十次，总计阵亡将士五万余人、伤残十余万，所耗费之国帑至少千万贯。多少人家因此失去丈夫、儿子，多少税收消耗于战争之中……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啊！”
李承乾坐在书案之后，接过那份奏疏之后并未当场翻阅，而是搁在手边，面沉似水。
兵部尚书刘仁轨奇道：“我虽然读书不多，却也知道‘国虽大、好战必亡’还有下一句，‘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侍中高坐于庙堂之上，出入奢靡、锦衣玉食，只看得到因战争伤亡之将士、耗费之国帑，却不知如今国境前推几千里，更不知因战争而收益之钱帛几何！”
自“仁和”以来，帝国便不断发动对外战争，“以战养战、对外掠夺”这八个字虽然从未出现在文书之上，也未在国人口中提及，却是坚定不移之国策。
现在这些人却忽然跳出来大吵什么“国虽大、好战必亡”，其用意倒也不难揣测。
无非是战争调动了太多资源，这些高居庙堂上的官员们却只能做一些辅佐事宜，难以掌握更多权力罢了。
于志宁摇头道：“再多的收益，也比不上这种好战之心泛滥所造成的危害，刘尚书也说‘居安思危’，此正是吾辈朝乾夕惕、夜不安枕之原因。”
朝中文官对于这些年军队四处征伐、海陆并举之激进政策早已怨声载道，如今借由鸿胪寺之事，彻底爆发出来。
裴怀节将矛头直指低头喝水的房俊：“不知太尉有何见教？”
对于如今对外扩张的始作俑者，早已压过李积成为军方第一人的房俊才是整个军队的核心。
安西军也好，水师也罢，这些年一直发动对外战争的军队皆为房俊之麾下，某种程度上来说，房俊便是一个真真切切的“战争狂人”……
房俊放下茶杯，颔首道：“侍中与燕国公之言，确有道理。”
裴怀节精神一振：“太尉之意，也同意停战止戈、不再对外发动战争？”
房俊叹一口气，道：“谁又愿意打仗呢？每逢战阵，总有大唐兵卒伤残阵亡，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华夏子弟，我又岂能没有恻隐之心？没有人愿意打仗！”
“但是！”
他话锋一转，续道：“倘若裁撤军队、消弭战事，就意味着海上航线、陆上丝绸之路受到威胁，每年因此减少的贸易额有可能达到数千万贯乃至于一万万贯以上。此前所开辟之战线必须全部后退，致使诸多战略重地直接暴露于强敌兵锋之下，再无缓冲……由此而引发之种种后果，是由侍中来承担吗？”
“兵”与“政”，从来都不是相辅相成，而是截然对立。
因为其中一方之强盛必然导致另外一方之萎靡，随之而来的便是资源、权力、甚至话语权之减弱，所以古往今来极少有哪一个朝代、哪一个时期能够使得“军政”达成平衡。
然而时至今日，希望将全部国力致力于国内治理的“政”，却早已无力阻止不断向外拓展的“兵”。
原因自然是在大唐军队强横不可一世、战无不胜的局势之下所取得之利益。
任何一种资源积累之方式，都不可能比掠夺来得更快。
后世那个威凌寰宇的超级大国都陷入掠夺之深渊不可自拔，更遑论现在？
刘仁轨接口道：“况且大唐虽强，但周边各国哪一个不想扑上来咬一口？以前是突厥、吐谷浑、高昌、薛延陀、高丽——太宗皇帝励精图治、锐意进取，打他们是‘好战’吗？如今的大食、拂菻、天竺，你不去打，他们就会老老实实待在那里奉大唐为宗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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