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吗？”
“疼。”赵守疆咧嘴笑，“但疼得好。不疼，就忘了这土是啥滋味了。”
第七天，村里最老的寿星，九十二岁的李奶奶让孙子推着轮椅来了。她太老了，老得说不出话，只是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一个手绢包，里面是皱巴巴的二百块钱。
“奶说，这是她卖鸡蛋攒的。”孙子翻译，“她说，她爹埋在对岸，她回不去了。但路修好了，咱们村就在了。村在，根就在。”
钱在人们手里传递，最后传到赵明远手里，滚烫。那不是钱，是命。
第十天，县里来了人。交通局的干部拿着图纸，说这条路不在规划内，属于“村民自建道路”，不能给补贴，还可能有违规风险。
“违规？”赵守疆站起来，七十岁的人，腰杆笔直，“1948年，我爹带着乡亲们给解放军修路送粮，那时不说违规。1969年，全村人一夜之间挖了三公里战备道，那时不说违规。现在，我们要修一条活命的路，就违规了？”
干部面露难色：“老爷子，规定就是这样……”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赵明远接过话，“这样，我们不要钱，只要政策。路我们修，但需要的时候，请县里给我们开个证明，证明这条路合法，能让货车上路。”
“这……我得请示。”
“那就请示。”赵守疆指着远处江对岸的了望塔，“你看见那个了吗？那是别人的眼睛，天天看着咱们。他们想看什么？想看咱们村没了，人走了，地荒了。那咱们偏要活，还要活得更好。这条路，就是咱们的应答——中国的土地，一寸不会荒；中国的人，一个不能少！”
干部愣住了，看着眼前这个老人，又看看周围那些握紧工具的手，最后点了点头：“证明，我想办法。”
春去夏来，路一天天延伸。最艰难的一段是经过老坟岗，那里埋着村里的先人，包括赵守疆的太爷爷——虽然尸骨在对岸，但这里立了他的衣冠冢。按老规矩，动土要祭拜。
祭品很简单：一碗新米，一杯江酒。赵守疆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
“太爷爷，孙儿要动土了。不是为了发财，是为了让咱们赵家屯的人活下去，让这片土地还有人守。您当年吞土守土，今天我们修路守村，是一个理。您在那边，保佑咱们。”
说完，他举起镐，第一个刨下去。土很松，像是先人早就准备好了。
夏天多雨，刚压实的路基被冲垮了三次。第三次垮塌时，几个年轻人瘫坐在泥泞里，几乎要放弃了。
赵守疆什么也没说，只是卷起裤腿，跳进泥水里，开始一捧一捧地捞石头，重新垒路基。雨水顺着他花白的头发流下，在脸上冲出沟壑。他干得很慢，但很稳，像是在完成某种仪式。
一个，两个，三个……所有人又都站了起来。
晚上，赵明远给父亲洗脚。那双脚上布满水泡，有的破了，流着脓水。他小心翼翼地涂药，忽然说：“爸，您这双脚，走了一辈子边境线。”
“不是走，是量。”赵守疆闭着眼，“从十八岁到六十八岁，五十年，每天二十公里。算下来，能绕地球多少圈来着？”
“差不多五圈。”
“才五圈啊。”赵守疆笑了，“咱们国家那么大，我这辈子，也就量了乌苏里江边这一小段。”
“但这一小段，您一寸都没丢。”
“嗯，一寸都没丢。”老人重复道，像是说给儿子听，也像是说给自己听。
路修到五公里时，第一个奇迹出现了——省农科院的专家带来了改良大豆种子，说这种大豆适合黑土，出油率高，已经联系好了收购商，价格比普通大豆高三成。
第二个奇迹是县里特批，把赵家屯列入“兴边富民”试点村，有补贴，有政策，还派来了技术员。
第三个奇迹是，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回来了七个。他们看到路真的在修，看到村里真的在变，看到希望真的在发芽。
中秋前一天，路通了。最后一车砂石铺完时，太阳正好落山，把整条路染成金色。村民们聚在村口，没人说话，只是看着那条蜿蜒向远方的路，像是看着一条刚刚诞生的河。
赵守疆走到路中间，蹲下身，抓起一把土。这次，他没有让土从指缝漏走，而是小心翼翼地装进一个布袋。
“这土，要传给重孙子。”他对儿子说，“告诉他，这土里有他太爷爷的骨气，有他爷爷的汗水，有他爸爸的血性。告诉他，咱们中国人，脚踩着自己的土，头顶着自己的天，走到哪儿，脊梁都是直的。”
第一辆货车开进村那天，全村人围在路两边。车上装的是化肥，但村民们像是看着金子。司机按响喇叭，长长的汽笛声在江面上传得很远，对岸的了望塔上，望远镜的反光闪了一下。
秋天，大豆丰收。合作社的第一笔分红，赵明远没发现金，而是给每家发了两个红包：一个装着钱，一个装着一小袋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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