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收集脚印。
不是用相机，而是用身体。我赤着脚，在清晨露水未曦时走，在正午骄阳炙烤时走，在暮色四合、萤火初明时走。我感受不同季节泥土的脾性：春泥酥软如糕，夏泥滚烫粘稠，秋泥干爽微裂，冬泥板结如铁。我数过自己一步的距离，四十三厘米——和沈砚之信里写的，分毫不差。
原来，有些东西，真的会遗传。
十八岁，我考上省城的师范大学，专业是汉语言文学。离家前夜，我又去了青芦田。月光很好，水田如镜，倒映着满天星斗。我脱下鞋袜，赤足踩进田埂的泥土里，深深按下。
一个脚印。
然后，我蹲下身，用指尖，在自己脚印旁边，极其缓慢、极其认真地，描摹出另一个脚印的轮廓——左深右浅，步幅四十三厘米。
那是沈砚之的脚印。
我描得很慢，指尖沾满湿润的泥，仿佛在触摸一段凝固的时光。描完，我久久凝视着这两个并排的印痕：一个新鲜，一个虚幻；一个属于现在，一个属于过去；一个是我，一个是他。
月光无声流淌，覆盖着两个脚印，也覆盖着整片青芦田。泥土沉默，却仿佛在低语：看，她们终于并肩而立了。
二十二岁，我回到青芦村教书。学校就在村口老槐树旁，推开教室后窗，就能望见青芦田。
我教孩子们识字，教他们写“土地”、“记忆”、“脚印”、“岁月”。当粉笔在黑板上写下“沈”字时，我顿了顿，目光扫过台下一张张稚嫩的脸，声音很轻：“这个字，读作‘shěn’，三点水的沈。它的本义，是水深而广。你们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土地，也像水一样深广。它记得所有踩过它的人，记得所有流进它怀抱的雨水，记得所有埋进它胸膛的种子，也记得……所有未曾说出口的话。”
孩子们似懂非懂，眨着眼睛。
只有坐在窗边的男孩小满，忽然举起手，声音清亮：“老师，我爷爷说，青芦田里，有个‘守田人’！他天天晚上，都在田埂上走！”
全班哄笑。小满急了：“真的！我偷看过！他穿着白衣服，影子被月光拉得老长，一直……一直走到歪脖子柳树那儿，就不见了！”
笑声更大了。我却没笑。我走到窗边，望向远处。月光下的青芦田，水光浮动，芦苇静默。田埂上，空无一人。
可我知道，小满没说错。
守田人，一直都在。
只是，他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他是风过芦苇时的沙沙声，是雨打水面时的圈圈涟漪，是晨雾里浮起的一缕炊烟，是黄昏时归鸟掠过天际的剪影……他是这片土地本身，是它沉默的呼吸，是它永不消散的记忆。
而我，不过是它漫长守望中，一个短暂的、年轻的接棒者。
二十六岁那年夏天，青芦田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
整整四十九天，滴雨未下。田里的水，一日日退去，露出龟裂的泥巴，缝隙宽得能塞进一根手指，黑黢黢的，像大地干渴开裂的唇。芦苇枯黄，耷拉着脑袋，风一吹，便簌簌落下灰白的碎屑。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焦糊的、令人窒息的土腥气。
全村人都慌了。老支书带着人，日夜不停地从十里外的水库引水，可水渠太长，渗漏严重，流到青芦田的，不过涓滴。眼看稻苗一天天发黄、卷曲、枯槁，像被抽走了魂。
我站在田埂上，看着脚下干裂的泥土，心也跟着一寸寸龟裂。我蹲下身，手指插进一道深深的裂缝里，泥土滚烫，粗粝，毫无生气。我忽然想起沈砚之信里的话：“土地不等人。人可以等，田不能等。”
可这一次，等，已经来不及了。
绝望像藤蔓，缠绕住我的喉咙。
就在我几乎要放弃时，小满气喘吁吁地跑来，小脸通红，手里攥着一个脏兮兮的搪瓷缸：“老师！我……我挖到水了！在歪脖子柳树底下！”
我跟着他跑过去。歪脖子柳树早已枯死，只剩一截焦黑的树桩。小满指着树桩旁一个刚刨开的浅坑，坑底，果然渗出一点点浑浊的水，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聚成一小汪。
“我爷爷说，老柳树根最深，能扎到地下河！”小满仰着脸，眼睛亮得惊人，“沈砚之爷爷……以前就常在这儿刨坑！”
沈砚之。
这个名字，像一道闪电，劈开我混沌的脑海。
我立刻找来铁锹，不顾一切地，在树桩周围，沿着记忆里沈砚之信中描述的方位——东偏北十五度，距离树桩三步远——奋力挖掘。
泥土坚硬，铁锹撞上石块，震得虎口发麻。汗水混着泥浆流进眼睛，又涩又痛。我不管，只是挖，拼命地挖。
挖到一米深时，铁锹“铛”一声，撞上硬物。
不是石头。
是一截锈蚀的、弯曲的金属管。管口朝下，深深扎进更幽暗的泥土里。我拂去管壁的泥，借着天光，看清了管身上模糊的刻痕——不是花纹，是字。
“沈”字。
三点水的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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