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手抖。”他说，伸手握住我的手腕。我的手确实在抖，不知是冷，还是别的什么。他掌心滚烫，稳稳托住我，拇指无意擦过我腕内侧的脉搏——那里，心跳如鼓。
雨还在下，天地灰白一片，唯有他掌心的温度，真实得灼人。
后来，晒场边那棵歪脖子枣树，成了我们的界碑。
树干上，刻着两行字。第一行是他刻的，刀锋深而直：“陈砚生 一九七三年夏”。第二行是我刻的，刻得歪歪扭扭，深浅不一：“林晚照 同年”。
刻字那日，他递给我一把小刀，刀柄是磨圆的桃木，温润。我握着刀，手心全是汗，刀尖在树皮上滑了一下，留下一道浅白的划痕。他没说话，只是覆上我的手背，带着我的手，稳稳落下第一刀。
木屑簌簌落下，混着树汁微涩的清香。他呼吸拂在我耳后，温热：“别怕，跟着我。”
那一刀，刻进了树里，也刻进了我命里。
我们开始在枣树下见面。不是约会，没有言语的试探，只有存在本身。他带书来，我带针线筐。他读，我缝——给弟弟补裤子上的破洞，给母亲改短袖口磨破的衬衫。他偶尔抬头，目光落在我手上，看我穿针引线，看我咬断线头时微微蹙起的眉。
有一次，他忽然问：“晚照，你名字怎么写？”
我停下针，用指甲在泥地上划：“晚上照见的照。”
他凝视那两个字，良久，从笔记本撕下一页，用铅笔写：“林晚照”。字迹清瘦，力透纸背。然后，他翻过纸背，在背面画了一株稻穗，饱满低垂，穗尖微微弯着，像一个谦卑的句点。
“稻子熟了，就该弯腰。”他说，“不是屈服，是承重。”
我怔住，望着那穗稻，忽然鼻尖发酸。我们村的人，一辈子面朝黄土，弯腰，再弯腰，弯到脊背佝偻，弯到膝盖变形，弯到连直起身都喘息。可没人说过，那是承重。
六月，公社组织青年突击队，抢修被山洪冲垮的东山灌溉渠。陈砚生是技术指导，我报了名——不是为公，是为能日日看见他。
渠在半山腰，石头湿滑，坡陡。他总在最险的段落，系着安全绳，悬在崖壁上测量、标记。我扛着铁锹跟在他身后，看他攀爬时绷紧的后颈肌肉，看他被汗水浸透的工装后背，看他在烈日下眯起眼，用经纬仪校准角度时，睫毛在脸上投下的细密阴影。
有一天收工早，夕阳熔金，泼洒在刚垒好的石渠上，每一块石头都像烧红的炭。他坐在渠沿，解下安全绳，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是几块米糕，用荷叶裹着，还带着体温。
“厂里老师傅教的。”他递给我一块，“加了桂花蜜。”
米糕软糯，甜而不腻，桂花香在舌尖缓缓化开。我小口吃着，他忽然说：“晚照，我想调回城了。”
我手一顿，米糕渣掉在衣襟上。
他没看我，望着远处起伏的山峦，声音很轻：“厂里来信，说可以办返城手续了。”
山风拂过，带来青草与尘土的气息。我慢慢咽下最后一口米糕，甜味在嘴里渐渐发涩。
“好。”我说。
他终于转过头，目光沉沉落在我脸上：“你……愿意跟我走吗？”
不是“你愿不愿意”，而是“你愿意跟我走吗”。笃定得像问“今天吃饭了吗”。
我低头，看着自己沾着泥点的布鞋尖，鞋帮上还粘着一小片枯草叶。远处，归鸟掠过天际，翅膀划开一片橙红。
“我走了，爹娘怎么办？”我声音很平，“弟弟才十四，妹妹还在念小学。”
他沉默了很久。夕阳沉下去一半，把他的侧脸染成古铜色。最后，他伸手，用拇指指腹，轻轻擦去我嘴角一点米糕屑。
“那我留下。”他说。
不是商量，不是权衡，是陈述一个既定事实。
我猛地抬头，撞进他眼里。那里面没有犹豫，没有退让，只有一种近乎悲壮的平静，像大地承接暴雨，不辩解，不抗拒，只是存在。
当晚，我摸黑去了他住的砖房。门虚掩着，油灯昏黄，他伏在桌上写东西，听见动静，抬头，眼里掠过一丝惊讶，随即化为温和。
我没说话，走到他身边，从他手中抽走那支钢笔——笔帽上刻着细小的“1968”字样。我拉开自己洗得发白的蓝布衫领口，在锁骨下方，用笔尖轻轻点了一下。
墨点很小，蓝得幽深，像一粒坠入皮肤的星子。
“你留下，我就永远是你的人。”我说，“不用证，不用媒，不用谁点头。这墨点，就是契。”
他看着那点蓝，喉结剧烈滚动了一下。忽然，他放下笔，双手捧起我的脸，拇指指腹一遍遍摩挲那点墨痕，动作轻得像对待初生的蝶翼。
然后，他吻了下来。
不是唇碰唇，是额头抵着额头，鼻尖蹭着鼻尖，呼吸交缠，温热而绵长。他的睫毛扫过我的眼皮，痒得钻心。我闭上眼，听见自己擂鼓般的心跳，也听见他同样急促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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