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警接着问：“那他们跟其他邻居，或者外面的人，有没有过矛盾啊？”
大婶立马摆手：“那哪能呢！李伟是单位的队长，他媳妇海云做着大买卖，俩人能耐大，脾气还挺好，跟左邻右舍处得都老好了，谁家有事喊一声，他俩能帮都帮，咋可能结仇呢！”
民警听了，心里也犯嘀咕，但还是客气地递过去名片：“行，谢谢您啊大婶。要是您之后想起啥跟案子有关的事儿，就给我打这个电话。”
刚要走，大婶突然一拍大腿：“哎，警官，我这儿不知道算不算线索——前两天有俩人来敲海云家的门，敲了老半天没开，后来还敲了我家门打听事儿。”
民警立马停下脚步，眼睛一亮：“哦？啥时候的事儿？您认识那俩人不？”
“就案发后没几天，具体哪天记不清了。我不认识他俩，瞅着眼生得很，也不像海云家的亲戚朋友——你想啊，他家刚出这么大的事，这俩人连这都不知道，还一个劲儿问海云在不在家，我才觉得有点怪。”
大婶回忆着，补充了一句，“对了，他俩是来找海云的，不是找李伟。”
民警赶紧追问：“那俩人长啥样？多大岁数？穿啥衣服？您再想想，有啥特别的地方没？”大婶边想边说：“一个看着得有四十多了，脸有点方，说话挺冲；另一个年轻点，二十来岁，跟在那岁数大的后面，不咋说话。穿的都是黑夹克，看着挺普通的。”
民警把这些细节都记在本子上，心里有了点方向。
那时候的警察跟现在可不一样——现在破案子靠天网、靠摄像头，对着屏幕就能扒行踪；那时候没这些设备，全靠民警脑子琢磨，对着零碎的线索一点点拼，分析谁有动机、谁有嫌疑，实打实靠经验和心思抠案子。
这会儿摸着“俩陌生男人找海云”这条线，总算不是一点头绪都没有了。
那时候的警察，办案较真，专门找了块小黑板，先把核心线索标成A，再顺着A衍生出B、C、D、E、F、G，每一条线索都一点一点往下查——这条道走不通就换B，B走不通再换C，绝不糊弄。
查到这儿，警察也开始大胆推理，琢磨着：“这俩来找海云的人，会不会跟海云有关系？要么是有仇，要么就是海云雇他俩把李伟给整没了？不然这俩人平白无故找海云干啥？”接着又想，“会不会是当初答应给的钱没给够，或者分赃不均，才闹出来的事儿？”
那时候的警察，就是能把这些弯弯绕都捋得明明白白，一点不遗漏。
琢磨清楚方向，警察立马行动，哐哐地就成立了专案组。
知道海云在广州有公司，专案组直接就奔广州去了。
可他们不知道，孙华山和大勇俩人也在公司门口等着呢，想堵着海云。
没过一会儿，那俩人就进了公司大厅，刚一进门就傻眼了——警察的人比他们先到，而且一瞅他俩的模样、听他俩说话的口音，就跟之前掌握的线索对上了。
孙华山一开口就是东北腔：“我问一下子，海云的公司在几楼啊？”
这话刚说完，旁边五六个警察“啪”一下就围上来了，上去就把他俩胳膊反背过去，手铐“咔嚓”一锁，厉声说：“别动！都别动！你们是长春来的吧？”
俩人还想装傻：“咋的了？啥意思啊？我们来找海云咋了？”
“找海云是吧？正好，把海云也给我带出来！”警察喊了一嗓子。
那海云虽说平时挺有主意，老猪腰子挺硬，但在警察面前根本不够用——警察都没咋用手段，就靠几句审问，没一会儿就把她的嘴给撬开了。
这么一来，孙华山这伙人雇凶杀人的事儿，算是彻底作实了。
要说这孙华山，倒是有点道上的斗争经验，还懂点法律，被审的时候就玩起了一问三不知，心里琢磨着：“我先扛一段，看看你们到底有啥手段。”
可跟他一起的大勇，斗争经验就差远了。
警察这边也没硬来，先给他递了点吃的，语气温和地说：“小老弟，我跟你说句实在的，这事儿你别硬扛，你可能也不懂这里面的门道。你们混社会的，可能早想好了哪天嘎嘣一下没了，但人从有到没的这段日子，能过好也能过糟——能让你舒坦，也能让你生不如死。这种生不如死的滋味，你肯定没尝过。事儿都已经办了，谁也别给谁找麻烦，该咋地就咋地。这事儿不是你一个人干的，就算你不说，孙华山早晚也得说。你跟我说说，到底咋回事？”
大勇琢磨了一会儿，说：“我想抽根烟。”
警察立马应着：“别说一根，一条都给你！”说着就“叭”一下，把一盒万宝路放他跟前。这大勇连着抽了两根烟，又回头瞅了瞅，终于松了口：“是我干的。”
接着就一五一十地把当天晚上的事儿都说了，连孙华山中途去上厕所的细节都交代得明明白白。
证据确凿，这案子也就定了——那个动手捅人的大勇，没的说，直接就判了死刑，上路了；孙华山也因为这事儿，再一次被判了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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