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的红色区域已扩展到平津外围，冀鲁豫的根据地像楔子般插入日军防线，山东的抗日武装更是控制了几乎所有的县城。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对于八路军的重视程度严重不够，”方面军司令寺内寿一对着地图叹气，“我们华北的治安战已经彻底失败了。”
一份标注“绝密”的报告摆在天皇裕仁的御案上，里面写道：“共军八路军已成为大日本帝国在华北最大的威胁，其根据地如星火燎原，日军的控制区仅剩下平津线县城和青岛、威海、烟台等港口，若不及时遏制，华北将彻底脱离帝国掌控。”
报告建议“尽快结束武汉会战，积极与国军媾和，抽调在华日军主力围攻华北，彻底铲除八路军！”，这与华中派遣军“扩大武汉战果”的主张形成尖锐对立。
在北平的日军司令部，第114师团的军官们正对着沙盘发愁，他们被压缩在平津两座孤城，出城扫荡的小队常被八路军伏击。
一个参谋官指着地图上密密麻麻的红点：“那些共军像野草，烧了又长，我们的兵力根本不够用。”
114师团师团长末松茂治将清酒一饮而尽，酒杯重重砸在桌上：“等武汉的战事结束，我要让这些红色从华北地图上消失！”
八路军的发展速度确实让日军心惊，在绥远省，367师的骑兵旅，一个月内扩充了7个骑兵团，净增加了上万名的骑兵。
据说还是那些曾经投降他们的德王的骑兵队伍，利用冰雪严寒天气在察哈尔和热河的草原上神出鬼没，让驻守在察哈尔和热河的日军如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在鲁西，程仕财率领的机动一旅攻下了日军的一处弹药库，缴获的日军的武器以及伪军的武器装备，一共武装了五个新兵团。
日军情报部门的分析报告指出：“八路军的可怕之处在于其动员能力，每个村庄都是他们的兵站，每个百姓都是他们的眼线。
皇军的‘囚笼政策’在八路军的这种全民抗战面前，如同纸糊的笼子。”这份报告送到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时，冈村宁次在旁边批了四个字：“速战速决”——他知道，必须尽快拿下武汉，尽快的与软弱的国府以武促和，否则华北的局面将不可收拾。
华中派遣军的作战会议上，冈村宁次将一份《武汉会战终结方案》拍在桌上，方案要求“在11月底前击溃武汉外围国军主力，控制长江中游航道，迫使重庆政府求和！”。
他的手指在地图上划过南京：“哪怕恢复《何梅协定》的局面也可以接受，只要能稳住东北占领区，大日本帝国就能腾出手来对付华北的共军。”
这个方案背后是日军的军力和国力困境，战争已持续一年多，军费消耗占国家预算的76%，国内黄金储备濒临枯竭，石油储备仅够维持半年。
在东京，主妇们被号召“捐献金属”，寺庙的铜钟被熔铸成炮弹，报纸上却还在吹嘘“三个月解决支那事变”。
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在御前会议上坦言：“若不能在年内结束战争，帝国将面临经济崩溃。”
日军试图通过军事优势逼迫国府谈判，在武汉外围，他们故意放缓对某些国军阵地的进攻，通过俘虏传递“和谈”信息。
一个被俘的国军军官带回日军的条件：“只要重庆承认满洲国，撤出华北的所有部队，日军就可以退回至北平的控制线，从长城以南全部撤离。”
这个提议被校长怒斥为“亡国条件”，但在国府内部，主张“曲线救国”的声音却悄然抬头。
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在日记里写道：“持久抗战固然可敬，然国力已尽，若能以空间换时间，亦不失为良策。”
八路军对日军的企图看得一清二楚，教员在给129师的电报中写道：“小鬼子想先打垮国府，再回头收拾我们，这是痴心妄想。我们要在华北、华中同时发力，让他们首尾不能相顾。”
于是，八路军总部指示367师，加大了对豫省黄河以南日军的攻击，不仅要歼灭位于郑州附近的14师团，同时还要协助366师，歼灭在徐州的13师团，以及盘踞在皖南的9师团和10师团。
此前机动一旅协助366师，在山东境内发起秋季攻势，收复了几十座县城，几乎将整个鲁省全部光复，有力的配合武汉战场的国军作战，牵制住了日军13师团和23师团，以及22师团。
武汉会战此时已进入白热化，在江汉路的废墟上，国军士兵与日军展开逐屋争夺，刺刀捅进身体的闷响、手榴弹的爆炸声、伤兵的哀嚎声交织成绝望的交响曲。
《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战地通讯里写道：“这里没有赢家，只有毁灭。但华夏士兵的眼神告诉我，他们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他描述了一个场景：一个断了腿的华夏士兵，用牙齿咬着手榴弹引线，滚向日军的坦克履带。
10月底的武汉，长江水位开始下降，露出的江滩上布满了弹壳和尸体。日军虽然占领了大半个城市，却已无力继续推进——他们的伤亡超过预期，补给线被游击队严重破坏，而国府的援军还在源源不断地从四川、云南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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