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中午，素云问佩轩想吃什么，佩轩说随便，吃什么都好，她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素云遗憾地说：“可惜的是北京没有咱河南的大碗烩面啊，又便宜又好吃。好像北京的特色就是炸酱面，没有咱河南的烩面好吃。”佩轩笑了笑，说：“是啊，北京是大城市啊，物价要贵不少，只是商品品种多。像我们农村，过去买两斤白糖也要开后门。”素云吃惊地说：“是吗？白糖是定量供应的，可以买啊。”佩轩笑着说：“我的大小姐，你们是非农业户口，当然有定量供应，我们农民除了供应几尺布票之外，什么都不供应。你哪知道我们农民的惨痛经历啊。”素云惊讶地说：“是吗？你不是开玩笑吧？”她是故意刺激他，想从他这多套出来点他的经历。佩轩果然上当，说：“等一会儿咱们找着吃饭的地方，我给你说说。”
两个人走到离最繁华地段稍远的地方，找到一个卖蒸饺和馄饨的饭馆坐下，点了两笼蒸饺和两碗馄饨，素云试探着说：“佩轩，给你来一扎啤酒吧？”佩轩摇摇头说：“不要，不想喝。”素云干脆地说：“来一扎吧，我也想喝点。”佩轩听素云说她也想喝，也干脆地说：“那就来一扎吧，我喝不了多少，主要给你喝。”素云又点了一个素菜拼盘，拼盘和扎啤很快就上来了，素云把扎啤分开，三分之二给了佩轩，她自己留了三分之一。佩轩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她，她不好意思地笑笑，解释说：“我不说喝大头，你会要吗？”佩轩无奈地说：“嗯，你心眼还挺多的，只可惜用错了地方。”素云装着不满的样子说：“哼！这种生活上的事情就应该听女人的，由女人来当家。”佩轩盯着她没说话，她脸红了，嘟囔着说：“你看我干什么？你想让我害臊？我偏不害臊！我就以你的女人自居。哼！你今天就归我管。”佩轩笑笑，说：“好，我就乖乖服从你，好不好？喝酒吧。”素云得意地说：“这还差不多。”说完，一边“嘿嘿”笑着，一边跟佩轩碰杯喝酒。佩轩看着素云故意霸道的样子，想起文秀和小洁在他面前也经常这样，她们的娇憨样子简直如出一辙，不由得就笑了。素云问他笑什么，他说没什么。素云说：“看你不怀好意的笑容，准没好事。”佩轩又跟素云碰杯，喝酒。素云想了想说：“对了，佩轩，你刚才说要给我讲你的故事，你说吧。”
佩轩想一想，一本正经地说：“我给你说件事，你也别太当真。大约八、九年前吧，有一次我爹生病了，想去买点白糖，让他喝碗糖水，我去了供销社商店，明明有白糖，却不卖给我，我好说歹说也不中，必须拿糖票才能买。我说我是农业户口，哪里有糖票？人家营业员不管这些，就是不卖。我垂头丧气地回家去，暗自下决心，长大了一定要弄个能买白糖的非农业户口，那时候我也就是十二、三岁，感觉到了底层弱者的无奈。”素云关切地问：“怎么样？到底也没买到吗？”佩轩慢慢说：“你听我说下去，我很沮丧地往家走，路上遇到一个堂兄，他见我无精打采的样子，就问：‘大根，你干啥去了？’我的小名叫大根，我跟堂兄说了去买白糖没买到的事，他听了怒气冲冲地说：‘走，我去给你买。’老实说，我对他去买也没信心，因为他也是农业户口。他看我有点迟疑，就笑了说：‘大根，不是我去买，是我去找人写个条，买到没问题。’这一下我明白了。我知道他跟公社李书记是一根杠，就是连襟的意思，我想因为这事去找公社书记不值得，有点犹豫，他说：‘大根你别管，跟着我去就是了。’说着他就带着我去了公社大院，找到书记办公室，敲门进去，跟公社李书记说：‘俺兄弟去供销社买白糖，明明有白糖，也不卖。还要我来麻烦你书记大哥。’李书记就笑了，说：‘没事你也不来找我，哈哈。想跟你喷喷空都难。’然后就对我说：‘兄弟，需要几斤白糖？’我还是第一次被公社书记称作兄弟，我想人家是大书记，我是个小孩子，人家可真是平易近人啊，我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急忙说：“谢谢李书记，要两斤白糖就够了。’李书记说 ：‘两斤够吗？给你写五斤吧。’我说：‘两斤够了，再多了也买不起。’李书记和堂哥都叹了一口气。李书记写好了条，签了字，交给我，我给李书记鞠躬，说：“谢谢李书记！’李书记爽快地说：‘兄弟，以后需要买东西了或者有其他事了，就直接来找我，不用让你哥一块来。’我点点头说：‘多谢李书记。’然后我就又去了供销社商店，还是那个女营业员，她对我印象深刻，不耐烦地说：‘唉，你怎么又来了？’我什么也没说：把李书记的批条递给了她，她一看，惊奇地说：‘啊！真是李书记的批条。你要两斤白糖够吗？再多一点也中。’我谦恭地说：‘谢谢啦！两斤够了，再多也买不起。’于是她把称抬得高高的给我称了两斤白糖，包好给我，歉意地笑笑，我点点头说：‘谢谢！’然后走回家去。我的故事讲完了，一点意思也没有，浪费你的时间了。”素云摇摇头，一言不发，只是端起酒杯与佩轩碰一下，一口喝完了杯中的啤酒。其实素云内心像波涛一样涌动着，她没想到农村那些年代是那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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