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的文明密码：碧村（新石器时代）、旌介（商）与大春秋河口遗址（西周至春秋）
山西省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其黄土高原上分布着众多承载人类演化密码的古遗址。在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碧村遗址、旌介遗址与大河口遗址分别以龙山时代的防御体系、商代方国的青铜文明、西周封国的礼制遗存为核心，构建了从原始聚落到早期国家的完整文明链条。这三处遗址不仅是考古学的宝库，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
一、碧村遗址：黄河岸边的史前军事要塞
地理与发现：晋西北的“石峁姊妹城”
碧村遗址位于山西省吕梁市兴县高家村镇碧村北，地处黄河与蔚汾河交汇处的晋西北丘陵地带，占地面积约75万平方米。
20世纪70年代末期，遗址因采石活动暴露而被发现。
其东以一道横亘南北的石墙为界，形成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自西向东包括寨梁上、小玉梁、殿乐梁、城墙圪垛四个台地。
2022年，东城门遗址的发掘揭示了双瓮城防御体系，入选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3年更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文化特征：防御技术的巅峰之作
双瓮城防御体系：东城门遗址采用“双重瓮城+之字形通道”设计，第一道瓮城消耗敌军兵力，第二道瓮城实施“关门打狗”。
入侵者需在狭窄夹道中蛇形行进，全程暴露于墩台守卫的视线之下。鼎盛期至衰落期的“封门事件”显示，统治者曾用石块封死瓮城南口，将城门改造成生活区，体现“焦土政策”的军事智慧。
石城建筑技术：建筑石材以长石砂岩为主，就地取材。
核心区宫殿区面积达3700平方米，外城墙延伸至900米外，台阶规整，显示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动员能力。
玉器与陶器组合：出土玉器以琮、环、璧、玦为主，属晋西北集中发现的史前玉器地点之一，性质归入石峁文化系统。
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纹饰包括绳纹、篮纹，反映龙山时代晚期的技术特征。
学术价值：北方与中原的文明碰撞
碧村遗址的防御体系比二里头文化早千年，证明“层层设防”理念源自北方石城文化。
其地理位置卡在黄河东岸，西接石峁势力范围，东连中原文化区，成为“文明转换插头”。
科技检测显示，碧村人以粟作农业为主，同时能组织大规模工程建设，体现“家里有粮，心里不慌”的经济底气。
2024年，该遗址获评全国考古遗址保护展示优秀案例，成为解读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关键样本。
二、旌介遗址：商代方国的青铜文明
地理与发现：汾河东岸的方国都城
旌介遗址位于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城东北约15公里的静升镇旌介村东，地处绵山西坡、汾河东岸，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
1976年发现商代晚期墓葬，1985年又发掘两座商代墓和一座车马坑，出土青铜器、玉器、陶器等遗物138件，其中青铜礼器40余件。
1996年，该遗址被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化特征：方国政治的实物见证
青铜器与族徽：出土青铜器包括鼎、簋、尊、卣、觚、爵等，40余件铸有“鬲”族徽，证明灵石一带为鬲族方国所在地。
两件爵的铭文中有“羌”字，显示该区域处于羌人活动范围。
一件青铜簋底铸有阳线马图案，与甲骨文中“马羌”的记载关联。
墓葬制度：两座商代墓为一椁多棺结构，1号墓一椁三棺，男性墓主仰身直肢，两侧女性侧身面向墓主；
2号墓一椁二棺，男性靠南，女性靠北侧身。填土中有殉人、殉狗，附葬牛腿，体现商代晚期北方青铜器石楼类型的特征。
多文化层堆积：遗址除商代文化外，还分布有新石器、东周及汉代文化层，显示该区域长期作为政治中心的历史。
学术价值：商代方国政治的微观模型
旌介遗址的青铜器铭文与墓葬制度，为研究商代晚期政治架构、军事部署及方国关系提供了直接证据。
其地理位置处于商文化与北方草原青铜文化的缓冲地带，对理解商王朝与西北部族方国的互动具有关键意义。
出土的“亚羌”铭文青铜器，更将羌人活动的地理范围向东推进，改写传统认知。
三、大河口遗址：西周封国的礼制遗存
地理与发现：晋南地区的霸国都城
大河口遗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隆化镇大河口村东北，分布面积约80万平方米。
经考古调查，遗址包含新石器时代、西周、东周、汉代文化层，其中西周遗址位于中部，墓群位于中部偏北。
2007年因盗墓发现，2009-2011年进行大规模发掘，出土青铜器、漆木器、玉器等文物1.5万余件，发现不见于传世文献的西周封国——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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