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摇摇头,又点点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离开前,老村长叫住我:“有件事,当年觉得不重要,现在想想有点怪。”
“什么事?”
“发大水前半个月,有一对外地夫妻在镇上住过几天,说是来考察投资环境的。但他们老在小学附近转悠,还找小孩问路。水灾后,那对夫妻也不见了。”
“他们长什么样?”
“男的戴眼镜,女的脸上有颗痣,在左边下巴。哦对了,他们开一辆白色面包车,车牌是外地的,记不清了。”
白色面包车。戴眼镜的男人。脸上有痣的女人。
这些信息在我脑海里盘旋,像散落的拼图,却拼不出完整的画面。
从小镇回来后,我心事重重。
小芳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做事更加小心翼翼,话也更少了。有时候,我会发现她偷偷看我,眼神复杂,欲言又止。
就在我以为日子会这样平静地过下去时,不速之客上门了。
那天是周三下午,我提前下班回家,在小区门口看到一辆白色面包车。车很旧,漆面斑驳,但车型和颜色让我心里一紧。
我没多想,径直上楼。走到家门口,却听见里面传来陌生的声音。
“...跟我们回去,你妈病了,想见你。”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沙哑而急切。
“我不认识你们!”小芳的声音带着哭腔。
“你这孩子,怎么说不认识?我是你舅啊!”
“我不认识你们!请你们离开!”
我赶紧掏出钥匙打开门。客厅里,一对中年男女正拉着小芳的胳膊,小芳拼命挣扎,脸色惨白。
“你们干什么?!”我大喝一声。
那对男女同时回头。男人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五十多岁的样子,头发花白。女人脸上有颗痣,在左边下巴。
和老村长描述的一模一样。
“你谁啊?”男人粗声粗气地问。
“我是这家的主人。你们是谁?为什么拉着我家保姆?”
“保姆?”女人尖声说,“她是我侄女!我们找了她两年了!”
小芳挣脱开来,躲到我身后,浑身发抖:“田姐,我不认识他们,真的不认识...”
“王小芳!你还有没有良心?”女人指着小芳骂,“你妈白养你了?说跑就跑,知不知道家里人多担心?”
“我不叫王小芳!”小芳突然大喊,眼泪夺眶而出,“我叫田梅!我是田梅!”
时间仿佛静止了。
我愣在原地,耳朵嗡嗡作响。那对男女也愣住了,对视一眼,表情从愤怒转为慌乱。
“你、你胡说什么...”男人结巴了。
“我没胡说!”小芳从脖子上扯出一条红绳,上面挂着一个褪色的银色长命锁,“这是我从小就戴着的!上面刻着我的名字和生日!”
她转过身,背对着我,撩起后颈的头发:“田姐,你看!我这里有块胎记,像梅花形状的!我姐也有,在同样的位置!”
我的视线模糊了。记忆如潮水般涌来——妹妹后颈确实有一块梅花状的胎记,母亲常说这是她的标记,丢不了。
“小梅...”我喃喃道,伸手想去触摸那块胎记,手却颤抖得厉害。
那对男女见势不妙,转身想溜。我猛地反应过来,拦住他们:“站住!你们到底是谁?小梅为什么会在你们那里?”
“误会,都是误会...”男人边退边说。
“不说清楚,我马上报警!”
女人“扑通”一声跪下了:“大妹子,行行好,我们也是没办法...”
在派出所,那对男女交代了实情。
男人叫王建国,女人叫李秀英,是邻省的一对夫妻。1999年,他们路过我们镇时,正好遇到洪水。在河边,他们发现了昏迷不醒的小梅。
“我们结婚多年没孩子,一看这小姑娘长得乖巧,就、就动了心思...”王建国低着头说。
“我们没想害她!”李秀英哭着说,“当时她发着高烧,我们带她去看医生,医生说再晚点就没命了!我们把她带回家,当亲闺女养,真的!”
“那为什么不送回来?”警察严厉地问。
“一开始是怕,后来...后来是舍不得。”王建国叹气,“我们给她取名王小芳,上了户口,送她上学。她是我们的命根子啊...”
“那为什么又让她出来当保姆?”我问。
李秀英哭得更凶了:“前年我查出尿毒症,家里钱都治光了。小芳这孩子懂事,说不上学了,要打工挣钱给我治病。我们不同意,她就偷跑出来了。我们找了她两年...”
小芳——不,小梅,坐在我旁边,一直低着头不说话。我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冰冷,一直在抖。
做完笔录,已经晚上十点多了。走出派出所,夜空稀疏地挂着几颗星,街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小梅,”我轻声说,“跟我回家吧。爸妈见到你,不知道该多高兴。”
小梅抬起头,满脸泪痕:“姐,我不是故意不认你们...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八岁那年我摔了一跤,醒来后,之前的记忆全没了。养父母说我是他们亲生的,我就信了。直到两年前,我偶然看到领养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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