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摇摇头，又点点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离开前，老村长叫住我：“有件事，当年觉得不重要，现在想想有点怪。”
“什么事？”
“发大水前半个月，有一对外地夫妻在镇上住过几天，说是来考察投资环境的。但他们老在小学附近转悠，还找小孩问路。水灾后，那对夫妻也不见了。”
“他们长什么样？”
“男的戴眼镜，女的脸上有颗痣，在左边下巴。哦对了，他们开一辆白色面包车，车牌是外地的，记不清了。”
白色面包车。戴眼镜的男人。脸上有痣的女人。
这些信息在我脑海里盘旋，像散落的拼图，却拼不出完整的画面。
从小镇回来后，我心事重重。
小芳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做事更加小心翼翼，话也更少了。有时候，我会发现她偷偷看我，眼神复杂，欲言又止。
就在我以为日子会这样平静地过下去时，不速之客上门了。
那天是周三下午，我提前下班回家，在小区门口看到一辆白色面包车。车很旧，漆面斑驳，但车型和颜色让我心里一紧。
我没多想，径直上楼。走到家门口，却听见里面传来陌生的声音。
“...跟我们回去，你妈病了，想见你。”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沙哑而急切。
“我不认识你们！”小芳的声音带着哭腔。
“你这孩子，怎么说不认识？我是你舅啊！”
“我不认识你们！请你们离开！”
我赶紧掏出钥匙打开门。客厅里，一对中年男女正拉着小芳的胳膊，小芳拼命挣扎，脸色惨白。
“你们干什么？！”我大喝一声。
那对男女同时回头。男人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五十多岁的样子，头发花白。女人脸上有颗痣，在左边下巴。
和老村长描述的一模一样。
“你谁啊？”男人粗声粗气地问。
“我是这家的主人。你们是谁？为什么拉着我家保姆？”
“保姆？”女人尖声说，“她是我侄女！我们找了她两年了！”
小芳挣脱开来，躲到我身后，浑身发抖：“田姐，我不认识他们，真的不认识...”
“王小芳！你还有没有良心？”女人指着小芳骂，“你妈白养你了？说跑就跑，知不知道家里人多担心？”
“我不叫王小芳！”小芳突然大喊，眼泪夺眶而出，“我叫田梅！我是田梅！”
时间仿佛静止了。
我愣在原地，耳朵嗡嗡作响。那对男女也愣住了，对视一眼，表情从愤怒转为慌乱。
“你、你胡说什么...”男人结巴了。
“我没胡说！”小芳从脖子上扯出一条红绳，上面挂着一个褪色的银色长命锁，“这是我从小就戴着的！上面刻着我的名字和生日！”
她转过身，背对着我，撩起后颈的头发：“田姐，你看！我这里有块胎记，像梅花形状的！我姐也有，在同样的位置！”
我的视线模糊了。记忆如潮水般涌来——妹妹后颈确实有一块梅花状的胎记，母亲常说这是她的标记，丢不了。
“小梅...”我喃喃道，伸手想去触摸那块胎记，手却颤抖得厉害。
那对男女见势不妙，转身想溜。我猛地反应过来，拦住他们：“站住！你们到底是谁？小梅为什么会在你们那里？”
“误会，都是误会...”男人边退边说。
“不说清楚，我马上报警！”
女人“扑通”一声跪下了：“大妹子，行行好，我们也是没办法...”
在派出所，那对男女交代了实情。
男人叫王建国，女人叫李秀英，是邻省的一对夫妻。1999年，他们路过我们镇时，正好遇到洪水。在河边，他们发现了昏迷不醒的小梅。
“我们结婚多年没孩子，一看这小姑娘长得乖巧，就、就动了心思...”王建国低着头说。
“我们没想害她！”李秀英哭着说，“当时她发着高烧，我们带她去看医生，医生说再晚点就没命了！我们把她带回家，当亲闺女养，真的！”
“那为什么不送回来？”警察严厉地问。
“一开始是怕，后来...后来是舍不得。”王建国叹气，“我们给她取名王小芳，上了户口，送她上学。她是我们的命根子啊...”
“那为什么又让她出来当保姆？”我问。
李秀英哭得更凶了：“前年我查出尿毒症，家里钱都治光了。小芳这孩子懂事，说不上学了，要打工挣钱给我治病。我们不同意，她就偷跑出来了。我们找了她两年...”
小芳——不，小梅，坐在我旁边，一直低着头不说话。我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冰冷，一直在抖。
做完笔录，已经晚上十点多了。走出派出所，夜空稀疏地挂着几颗星，街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小梅，”我轻声说，“跟我回家吧。爸妈见到你，不知道该多高兴。”
小梅抬起头，满脸泪痕：“姐，我不是故意不认你们...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八岁那年我摔了一跤，醒来后，之前的记忆全没了。养父母说我是他们亲生的，我就信了。直到两年前，我偶然看到领养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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