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手机在枕头底下震了第三下的时候，我才从梦里醒过来。
梦里我还在老家的土坯房里，我妈在灶台边烧火，烟熏得她眼睛红红的，她一边往灶膛里塞柴火一边念叨：“颖儿啊，咱家就指望你了，你可不能跟妈一样，嫁个没出息的男人，一辈子窝在这个破村子里……”
我想说妈你放心，我肯定不会的。可张了张嘴，喉咙里像塞了棉花，一个字都挤不出来。
然后我就醒了。
枕头底下手机还在震。我摸出来一看，凌晨两点四十七分，屏幕上显示“老公”两个字。
我按了接听，那头没声音。
“喂？”
还是没声音。但我听见了呼吸声，很重，像有人在跑步机上刚跑完五公里。还有音乐声，嘈杂的重低音，咚——咚——咚——，一下一下砸在我太阳穴上。
“你在哪儿？”我问。
电话挂了。
我盯着天花板，盯了很久。天花板是三年前装修时他选的，说是进口的艺术漆，贵得要命，但效果就是看起来像旧旧的，像是谁在墙上抹了一层又一层的腻子，抹得不均匀，留下深深浅浅的纹路。此刻那些纹路在我眼里慢慢变成了老家的土坯墙，变成了我妈脸上那些沟壑一样的皱纹。
三楼卧室里安静得只剩空调送风的嗡嗡声。三个保姆都住在后面那栋小楼里，这栋主楼的三层，只有我一个人。
我侧过身，摸到他睡的那半边床。枕头是凉的，床单是平的，连一个皱褶都没有。这半个月来，每天晚上都是这样。
我忽然很想笑。想笑的冲动来得莫名其妙，可我真的笑出来了。笑声在空荡荡的卧室里响起来，听着像别人的声音。
三年了。
住进这栋别墅整整三年。三个保姆，两个司机，一个专门打理花园的老头。村里人每次见了我妈都夸：“你家颖儿真有出息，嫁了那么大老板，住别墅，享福哦！”我妈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嘴上还要谦虚：“哪里哪里，城里房子贵，也就那样。”
也就那样。
我妈要是知道她女儿半夜三点睡不着，对着天花板上的艺术漆发呆，不知道还能不能笑得出来。
我把手机又摸出来，翻到通话记录。最近一条是刚才的未接来电，再往上翻，都是这样——凌晨一两点的电话，接通了没声音，或者响两声就挂。我数了数，从这月开始，十二个。
十二个电话，他回来了三次。每次都是天亮才进门，浑身酒气，眼睛红得像兔子。进门就往卧室闯，倒头就睡，睡到下午两三点，然后洗澡换衣服，出门，消失，再等到半夜给我打电话。
我想过跟他吵。想过很多次。连词儿都想好了——你把我当什么了？宾馆服务员？你回来就是睡觉，睡醒就走，连句话都不跟我说？
可每次他真回来了，我看着他歪在枕头上那张脸，那些词儿就堵在嗓子眼儿里，一个字都吐不出来。
那张脸跟十年前一模一样。我第一次见他那天，他就这么睡着的。
那是十年前的事了。
二
那时候我在省城一家私企做行政，说白了就是打杂的——订盒饭、收快递、给领导办公室换水、偶尔还要帮同事遛狗。一个月工资三千二，房租九百，水电一百五，剩下的钱省着花，月底还能给家里寄一千。我妈每次收到钱都打电话来，问我够不够花，我说够，她说那你照顾好自己，别太累。
我不累。真的。年轻的时候，累是个什么感觉，我压根儿不知道。每天早出晚归，挤两个小时公交，晚上回来还要自己做饭，吃完饭还要学英语——公司说要提拔年轻人，英语好的优先。我学得磕磕巴巴的，但每天都学，学到眼皮打架，学到单词在眼前飘。
那天下班前，部门经理把我叫过去，说晚上有个应酬，让我跟着去。
“就吃饭，没别的事，你负责倒倒酒、活跃活跃气氛。”
我说好。
应酬的地方在城东一个私人会所，外面看着不起眼，进去才知道什么叫有钱人的世界。雕花的木头屏风，软得能把人陷进去的沙发，灯光暗得暧昧，空气中飘着一股说不出来的香味。包间里坐了七八个人，我一个都不认识。
经理拉着我给每个人敬酒，这位是张总，这位是李局，这位是王处。我端着酒杯，一杯接一杯地喝，白酒辣得我眼泪都快出来了，还得赔着笑脸说“张总好”“李局好”“王处好”。
喝到第五杯的时候，我的胃开始翻腾。我借口去洗手间，出了包间就往走廊尽头跑。洗手间的门推开，我趴在洗手池边，把刚才喝下去的酒全吐了出来。
吐完以后，我打开水龙头，捧了冷水洗脸。镜子里那张脸红得像煮熟的虾，眼眶里还有没忍住的眼泪。
我在洗手间待了大概有十分钟。等脸上的红退下去一些，我才推门出来。
走廊里站着一个人。
他靠在墙上，手里夹着烟，烟头的红光在昏暗的灯光下一明一灭。看见我出来，他抬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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