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耐烦他？”我问。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读不懂，像是笑，又像是哭。
“不耐烦？”她重复了一遍，忽然站起来，走到墙角，把那盆吊兰搬起来，放在我脚边。
“你看看。”
我低头看。吊兰长得很好，叶子垂下来，盖住了花盆边缘。我伸手拨开叶子，花盆是那种普通的红陶盆，没什么特别。
“翻过来。”春兰说。
我把花盆轻轻倾斜，看见盆底压着一张纸。纸折得很小，塞在盆底和托盘之间，发黄了，边角都毛了。
“打开。”春兰说。
我把那张纸抽出来，展开。
是一张信纸，对折的，上面写着字。钢笔字，歪歪扭扭的：
“春兰，我走了。你别怪我。我一定会回来的。等我。”
落款日期是二十年前。
我抬起头，看着春兰。
她坐回凳子上，眼睛看着窗外。
“他第一次出门打工那天写的，”她说，“偷偷塞在花盆底下。我第二天才发现。”
我把信纸折好，不知道该放回原处还是递给她。
“后来每次走，他都写一张？”我问。
春兰摇头：“就这一张。他说，写一次就够了，反正都是这句话。”
我捏着那张纸，忽然觉得有点沉。
“那你为什么……每次他走，都把这个搬进来？”我问，“等他回来，又搬出去？”
她没回答，站起来走到门口，往外看了看。天色暗下来了，巷子里没人。
“你跟我来。”她说。
我跟她出了门，穿过两条巷子，走到村东头一块空地上。那里有个小土坡，长满了杂草。春兰站在土坡前，指着坡底下一块地方。
“那儿，”她说，“埋着东西。”
我顺着她手指看过去，什么也看不出来，就是一片杂草。
“埋的什么？”
春兰转过身，看着我。天快黑了，她的脸在暮色里看不太清楚，但那双眼睛亮得吓人。
“你真想知道？”
我点点头。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说了。然后她开口，声音平静得像在说别人家的事：
“我第一个男人。”
风忽然大起来，吹得杂草刷刷响。我后背一阵发凉。
“你……第一个？”
“我不是周家的人，”她说，“我是十七岁那年，被人带到这里来的。那个人说带我去城里打工，结果把我卖给了周家。周家那个儿子，有病，躺在床上起不来。他爸妈花了两千块钱，买我给他当媳妇。”
我站在原地，手脚发冷。
“后来呢？”我问。
“后来，”她看着那片杂草，“他死了。我埋的。周家老两口也死了。剩下建国，他是那人的堂弟，比我大三岁，从小就喜欢我。他爸妈不同意，他就等，等到三十岁，终于把我娶了。”
我想起建国那张憨厚的脸，想起他早上握着春兰的手说“你要想我啊”。
“他知道吗？”我问，“这个……”
春兰摇头：“不知道。我跟他说，我娘家没人了，逃荒来的。他信。”
风更大了，吹得我睁不开眼。春兰往回走，我跟在后面。走到她家门口，她停下来，转身看着我。
“田会计，”她说，“你信命吗？”
我没回答。
她推开门，进去了。那盆吊兰还在墙角，信纸被我捏在手里，忘了还给她。
我站在门外，看着那张发黄的纸，看着那几行歪歪扭扭的字。二十年前，建国写下这些话的时候，知不知道她要等的是这个？知不知道她每天搬进搬出的，不只是他的一片心，还有她埋了二十年的秘密？
我回到家，我妈正在厨房炒菜，油烟机轰轰响。我坐在沙发上，手里还捏着那张纸。
吃饭的时候，我妈问我今天怎么了，心不在焉的。
我说没事。
晚上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春兰的眼神，想起她说“你信命吗”，想起那片杂草底下的东西。
第二天上班，小刘又凑过来。
“田姐，”她说，“我表嫂说，周建国家的那个花盆，昨天下午搬进去了，没搬出来。”
我看着她。
“建国不是早上才走吗？怎么晚上就搬进去了？”小刘眨着眼睛，“肯定有事。”
我没说话。下班的时候，我又从春兰家后头那条巷子走。窗户关着，窗帘拉着，那盆吊兰摆在窗台上，叶子在风里轻轻晃。
我站了一会儿，转身要走，窗户开了。
春兰探出头来，这回没问我站这儿干嘛，只是看着我。
“那张纸，”她说，“你还没还我。”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发黄的信纸，递给她。她接过去，看了看，忽然笑了。
“二十年了，”她说，“他写的字还是那么难看。”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把信纸叠好，又塞回花盆底下。
“我明天早上搬进去。”她说。
“为什么？”我问。
她看着我，暮色里那张脸忽然年轻起来，像是二十年前刚到这里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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