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舅妈死的那天，海城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
雪花飘进ICU窗户的时候，我舅舅还攥着她的手，嘴里嘟囔着什么。护士站在门口，没人敢进去。
我是在第三天接到电话的。我妈在电话里说：“你舅疯了，天天往殡仪馆跑，说那里是医院。”
我说：“舅妈不是在ICU吗？”
我妈沉默了很久：“走了三天了。”
我请了假，从滨城坐大巴回海城。五个小时的车程，窗外的风景从高楼大厦变成矮房子，再变成海，最后变成灰蒙蒙的天。我想起小时候，每年暑假都去舅舅家，舅妈总是站在门口等，围裙上沾着面粉，笑着喊：“小颖来了！”
她包的馄饨，皮薄馅大，汤里撒一把紫菜和虾皮。舅舅在一旁坐着，也不说话，就看着她忙活，偶尔递个碗，递双筷子。那时候我觉得，老两口的日子，就是这样了——安静，平淡，像他们门前那条巷子，几十年都没变过。
到了海城，天已经黑了。
我妈在车站接我，眼睛红肿，头发白了一大片。她拉着我的手，手心冰凉：“先回家，明天再去你舅那。”
“舅在哪？”
“在家。”我妈顿了顿，“不肯出门，谁劝都不听。”
舅舅家在老城区，一条窄巷子走到底，左边第三间。院子里那棵枇杷树还在，只是叶子掉光了。我推门进去，屋里没开灯，只电视机亮着，无声无息，画面里在放什么电视剧，也没人看。
舅舅坐在沙发上，背对着门。
我喊了一声：“舅。”
他没动。
我绕到他面前，吓了一跳。三个月不见，他瘦得脱了相，颧骨高高突起，眼窝深陷，嘴唇干裂。他抬头看我，眼神是散的，好半天才聚焦：“小颖？”
“是我。”
“你舅妈……”他张了张嘴，又闭上，低下头去。
我蹲下来，握住他的手。那只手粗糙，骨头硌手，凉得像冰。我说：“舅，我知道。”
他很久没说话。电视机里的人在笑，无声的笑，一抖一抖的。
过了很久，他说：“我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坐第一班船去滨城。”
我知道。我妈说了，连续105天，从海城到滨城，坐两个小时的船，再转公交，到医院刚好八点。ICU探视时间只有半小时，他就站在门口等，等那半小时。
“你舅妈一直没醒。”他说，“我就想，她醒了，第一个看到的是我。”
我鼻子一酸。
“她没醒。”他又说了一遍，“一天都没醒。”
我妈在门口站着，抹眼泪。
那天晚上，我住在舅舅家。老房子隔音不好，隔壁的动静听得清清楚楚。我听见舅舅翻身，起床，走路，开柜子，然后又躺下。一晚上好几次。
第二天早上五点，我醒了。客厅里亮着灯，舅舅坐在桌前，面前摆着一个保温桶。
“我给老太婆送早饭。”他说。
我愣住了。
我妈从房间里出来，看了我一眼，摇摇头。
舅舅提着保温桶出门了。我跟在后面。巷子里黑漆漆的，只有远处路灯的光。他走得不快，但很稳，每一步都踩实了。走到巷口，往左拐，再走两百米，是公交站。
五点十分，第一班公交车来了。他上车，刷卡，坐在靠窗的位置。我跟上去，坐在他后面。
公交车穿过海城，天慢慢亮了。到码头的时候，刚好六点。海面灰蒙蒙的，风很大，吹得人站不稳。舅舅买了票，上了船，坐在船舱里，把保温桶抱在怀里。
船开了。海浪拍着船舷，一颠一颠的。我坐在他旁边，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舅妈晕船。”他突然开口，“每次坐船都晕，脸色发白，一句话不说。”
我没说话。
“我年轻时候在滨城上班，她在海城。每个周末，她都坐船来看我。”他低下头，看着怀里的保温桶，“那时候船比现在破，晃得更厉害。她一下船就吐，吐完了，冲我笑。”
他说到这里，不说了。
船到滨城，七点半。舅舅下船，转公交，到医院刚好八点。他走进住院部，上电梯，到ICU门口，把保温桶放在旁边的椅子上。
护士出来了，看见他，愣了一下。
“大爷，您又来了。”
舅舅点点头：“我送早饭。”
护士张了张嘴，没说话，看了我一眼。我冲她摇摇头。
“您在这等着，我帮您看看。”护士接过保温桶，转身进去了。
舅舅站在门口，一动不动。走廊里人来人往，护士推着病人经过，家属拎着饭盒来来去去。他就那么站着，像一根桩子。
过了很久，护士出来了。保温桶还在她手里。
“大爷，病人今天还是昏迷，没法吃。”她的声音很轻。
舅舅点点头，接过保温桶：“那我明天再来。”
他转身走了。
我追上去，拉住他：“舅，舅妈已经——”
他回头看我。那个眼神，我到现在都忘不了。不是愤怒，不是悲伤，是一种空，什么都没有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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