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不知道去哪儿了。派出所来人了，说会找他谈话，可有什么用啊？人家跪一下又不犯法！”
我放下手机，心跳得厉害。
这件事不能再拖了。再拖下去，迟早要出大事。
第二天一早，我请了假，直接去了县城的医院。
李芳的婆婆住在一间三人间病房里，靠窗的床位。我到的时候，李芳正坐在床边，给她婆婆擦手。她婆婆闭着眼睛，脸色蜡黄，手腕上扎着留置针，旁边的心电监护仪有规律地响着。
李芳的老公陈建国坐在走廊的椅子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地上全是烟头。
看到我来了，李芳站起来，眼圈红红的，嘴唇干裂起皮，整个人憔悴得像生了一场大病。
“颖姐，你咋又来了？”
“不放心你。”我看了看她婆婆，“怎么样了？”
“医生说没什么大事，就是血压太高，需要住院观察几天。”李芳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我婆婆有高血压，平时吃药控制着，昨天被那个赵磊一吓，血压一下子窜上去了，人当场就晕了。”
“赵磊呢？”
“派出所找到了，批评教育了一顿，让他在派出所写了保证书，说以后不再骚扰我们了。”李芳苦笑了一下，“可谁知道他会不会真的做到？他之前也写过保证书，转头就又来了。”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曾经亮晶晶的眼睛，现在像蒙了一层灰。
“李芳，你有没有想过，换个地方生活？”
她愣了一下：“换地方？去哪儿？”
“去城里。换个城市，重新开始。”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摇了摇头。
“颖姐，我不是没想过。可我们一家老小都在这里，我爸妈在这里，我公婆在这里，我闺女在这里上学。我们能搬到哪儿去？搬到城里，房子呢？工作呢？我闺女上学怎么办？哪一样不要钱？我和建国一个月加起来才挣多少钱？”
她说的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
这就是现实。不是不想逃，是逃不起。
农村人的根扎得太深了，拔出来，带出来的不是土，是血。
我从医院出来，在门口站了很久。
秋天的风已经有些凉了，吹在脸上，像刀子刮。我抬头看着灰蒙蒙的天，脑子里反复回想着李芳说的话。
“我们逃不起。”
是啊，逃不起。可如果不逃，这个局怎么破？
我想起我那个做律师的同学说过的一句话——“有时候，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在法律条文里，而在舆论里。”
舆论。
我拿出手机，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拨通了一个号码——我在县融媒体中心工作的大学同学，林晓。
“晓晓，我有个事想请你帮忙。”
电话那头，林晓的声音清脆响亮：“说呗，啥事？”
我把李芳的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林晓听完，沉默了几秒，然后说了一句让我意外的话。
“这事儿我听说过，镇派出所的同志跟我提过，说有个男的骚扰一个已婚妇女，还闹到了人家婆婆那里，搞得人家住了院。他们也很头疼，说这个人不犯法不违法，就是恶心人，他们也没办法。”
“那你们能不能报道一下？把这件事曝光出去，让舆论给他压力？”
“这个……”林晓犹豫了一下，“颖儿，你也知道，我们做报道是要讲政策的，这种个人情感纠纷，报道出去容易引发争议。而且，赵磊的行为虽然可恨，但他确实没有违法犯罪，我们报道的话，也要注意分寸。”
“那就做一期关于‘情感执念与法律边界’的专题，把这件事作为案例，隐去真实姓名和地点，讨论一下这种‘不违法但恶心人’的行为，到底该怎么处理。这不是新闻，是深度报道，你们不是经常做这种吗？”
林晓想了很久，最后说：“我跟领导汇报一下，你等我消息。”
挂了电话，我开车回了村。
一路上，我脑子里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赵磊到底想要什么？
他想跟李芳在一起。可李芳已经结婚了，不可能。他退而求其次，想见李芳一面。可李芳不愿意见他。他再退，想跟李芳的家人“说说话”。可“说说话”只是表象，他真正想要的，是让李芳的家人帮他劝李芳，让李芳回心转意。
他像一头撞进迷宫的困兽，找不到出口，就越撞越猛，越撞越疯。他不明白，迷宫没有出口，不是因为他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他一开始就走错了门。
一个星期后，林晓给我回了电话，说领导同意做这个专题，但需要采访当事人。
我问李芳愿不愿意接受采访。她想了很久，摇了摇头。
“颖姐，我不想闹大，我就想让这事赶紧过去。”
“可你不闹大，这事就过不去。”我说，“赵磊就是觉得你们好欺负，才一而再再而三地来骚扰。如果你不让他知道，你不是好欺负的，他会一直来。”
李芳低着头，眼泪又掉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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