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会在警察局里，听着我妈在电话那头说：“颖颖，你别管他了，让他自生自灭吧。”
那是我的弟弟。
准确地说，是我同母异父的弟弟，今年才七岁。
电话那头我妈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我后背发凉。她说：“我跟你叔商量过了，这孩子我们养不了，也不想要了。你把他送福利院也好，送谁家也好，反正——别让他回来。”
我握着手机的手在发抖，不是冷的，是气的。
“妈——你说什么呢？”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变了调，“那是你亲生的儿子啊！”
“亲生的？”我妈在电话里冷笑了一声，那笑声像刀子似的刮在我耳朵里，“他爹都不认他，我凭什么要养？颖颖，你知道我为这孩子遭了多少罪吗？你知道村里人怎么戳我脊梁骨吗？你知道你叔为这事跟我闹了多少回吗？够了——真的够了——”
电话挂断了。
我站在派出所走廊里，身边是刚做完笔录的民警小周。他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最后只是叹了口气，把一杯热水塞到我手里。
“你弟弟在里面睡着了。”小周说，“手上的伤处理过了，医生说幸好送来得及时，要不然——”
他没说下去。
我明白他的意思。
小宝的右手，是被人活生生打骨折的。
打他的人，是他叫了三年“爸爸”的男人。
我叫田颖，今年二十六，在省城一家不大不小的企业做行政管理。说白了就是打杂的，什么都要管，什么都管不了。每个月到手六千出头，租着城中村一室一厅的老房子，挤着早高峰的地铁，吃着外卖凑单满减的午餐。
这样的我，在省城混了五年，存款没超过三万块。
但我从没想过要回去。
回去那个叫柳河村的地方。
那个藏着我所有不堪记忆的地方。
我妈叫周秀兰，年轻时是柳河村出了名的美人。我爸是隔壁村的，当年骑着二八大杠来提亲，风光得不得了。可我爸命短，我三岁那年他在工地上出了事，人没了。
我妈守寡三年，后来改嫁给了村里的刘德厚。
刘德厚就是我继父。
说实话，刘德厚对我还行。不是亲生的，也没短过我吃穿。但他跟我妈结婚后一直想要个自己的孩子，我妈怀了三次，流了三次，后来医生说不能再要了，再要命都保不住。
我以为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
可我妈不认命。
我十五岁那年暑假回家，发现我妈的肚子大了。
村里的闲话像夏天的蚊子，嗡嗡嗡地往耳朵里钻。有人说我妈跟镇上开五金店的孙老板好上了，有人说孩子是村东头张老三的，还有人说我妈去县城打工那半年，跟一个外地人搞在一起。
我妈什么都不说。
刘德厚也什么都不说。
只是从那以后，刘德厚开始喝酒。喝了酒就摔东西，摔完了就坐在院子里哭，哭完了第二天照样下地干活。
日子像一台生锈的机器，嘎吱嘎吱地往前挪。
我妈生下了一个男孩。
那就是小宝。
小宝出生那天，下了好大的雨。我站在卫生院走廊里，听见我妈在产房里喊得撕心裂肺。刘德厚蹲在门口抽烟，一根接一根，烟雾把他整张脸都罩住了。
护士抱着孩子出来的时候，刘德厚站起来看了一眼，转身就走了。
那天晚上他没回家。
后来我才知道，他去了镇上孙老板的五金店，把人家店门砸了个稀烂。
小宝满月那天，孙老板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这个男人。四十出头，秃顶，挺着个啤酒肚，脖子上挂着根粗金链子。他站在我家院子里，从兜里掏出一个红包，放在窗台上。
“秀兰，”他朝屋里喊了一声，“这是我给孩子的。”
我妈在屋里没出声。
孙老板站了一会儿，又说：“我跟你说过了，我家里有老婆有孩子，这事儿我担不起。这孩子——你自己看着办吧。”
说完他就走了。
红包被风吹到地上，刘德厚捡起来，撕成两半，扔进了灶膛里。
火舌卷起来，把那几张红票子烧成了灰。
我妈抱着小宝坐在床上，一滴眼泪都没掉。
她就是这样的人。
越是难受，越不哭。
哭给谁看呢？
村里人的嘴，比刀子还利。他们说小宝是野种，说我家门风不正，说刘德厚窝囊，说我妈不要脸。那些话像冬天的风，从门缝里钻进来，躲都躲不开。
小宝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到了三岁。
他长得不像孙老板，也不像我妈。他长得很白，眼睛很大，见了人就笑。村里的孩子不跟他玩，他就一个人蹲在墙根底下看蚂蚁，一看就是一下午。
我每次从学校回来，他都会跑过来抱着我的腿，仰着脸叫我“姐姐”。
那声音软软的，糯糯的，像刚出锅的糖糕。
“姐姐——你给我带糖了吗？”
我蹲下来揉他的头发，从书包里掏出两颗大白兔。他接过去，先剥开一颗踮着脚往我嘴里塞，然后再剥另一颗自己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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