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赶紧说：“孙姐，那怎么好意思——”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孙婶摆摆手，“都是乡里乡亲的，谁没个难处。”
大伯还是摇头。
孙婶也不急，蹲下来，笑着说：“田叔，你不为自己想，也得为那个盒子想想啊，风吹雨淋的，里头的东西坏了怎么办？”
这话像是戳中了大伯的哪根筋，他的手在木盒子上摩挲了几下，指腹划过那些斑驳的木纹，动作很轻很慢，像在抚摸什么珍贵的记忆。
半晌，他终于点了点头。
我们七手八脚把大伯扶起来，他的腿坐麻了，站不稳，整个人靠在我身上，轻得不像是个人，像是一捆干柴。我扶着他往孙婶家走，他的步子很小，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上。
走了几步，我听见后面有人喊：“颖颖。”
我回头，是老三媳妇，她站在自家门口，手里拎着个塑料袋，隔了几步远把袋子递过来，也不走近，就伸着手，像递什么烫手山芋：“你大伯的几件衣裳，从窗户缝里塞出来的。”
我接过袋子，里面有几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还有一双布鞋。鞋底磨得很薄了，后跟都快磨穿了，针脚歪歪扭扭的，是我奶奶当年做的鞋。
我没说话，转身去追大伯。
孙婶家收拾得挺干净，堂屋不大，但拾掇得利利索索的，墙上贴着年画，电视柜上摆着一盆塑料花，红红绿绿的，俗气但热闹。她腾出东屋，铺了干净的被褥，被子是新棉花絮的，蓬松蓬松的，散发着阳光的味道。
我扶大伯在床上坐下，他坐了没一会儿，又开始摸那个木盒子，像是在确认什么东西还在不在。
我问他：“大伯，盒子里装的啥？”
他抬起头看着我，那眼神里的东西让我心里一惊——有警惕，有不安，还有一种我说不上来的东西，像是恐惧，又像是愧疚。
他摇摇头，没说话。
我也不好再问。
我妈跟孙婶在外屋说话，声音压得很低，但隔着一堵墙，我还是听见了一些。
“老三也太不是个东西了。”“谁说不是呢。”“田叔当年多疼他啊，白疼了。”“唉，都是钱闹的，听说田叔存了十几万呢，还有那个盒子，老三说里头有值钱的东西。”
“盒子？”我妈的声音忽然高了半度，“什么盒子？”
“就是那个木盒子啊，田叔成天不离手的那个。老三说里头有金条，有存折，田叔的养老钱都在里头。他伺候了三年，一分钱没见着，结果他爹要把东西都给老大，他急了。”
“不可能，”我妈说，“我大哥不是那种人。”
“谁知道呢。”孙婶叹了口气，“两口子打架，被子遭殃。这一大家子的事，外人哪里看得明白。”
我站在门口，听着这些话，脑子里乱哄哄的。
金条？存折？我大伯？不可能。我大伯一辈子在地里刨食，哪来的金条？他要真有金条，那年我上大学的时候，他不会把自己棺材本儿都掏出来给我。
可是不对。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那是很多年前了，我还小，大概七八岁的光景。有一年夏天，半夜我被雷声惊醒，起来喝水，看见大伯房间的灯还亮着。我走过去，门没关严，我从门缝里看见他坐在床边，腿上放着那个木盒子，手里拿着一样东西，在灯下翻来覆去地看。
灯光昏黄，照在他脸上，他的表情我到现在都记得——不像是在看一件值钱的东西，更像是看一个人，一个他想见又见不到的人。
第二天我问他，你半夜不睡觉在看什么？
他说，没看什么，妮儿你看错了。
那时候我不懂，现在想起来，那盒子里装的，也许真的不是什么金条存折，而是别的什么东西——一些他藏了大半辈子的，从来没对任何人提起过的东西。
安顿好大伯，我开车回城。
高速上车不多，两旁的路灯一盏盏往后退，光晕连成一条模糊的光带。我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冷风灌进来，吹得我太阳穴突突地跳。
手机响了好几遍，都是陈姐打来的。
我接起来，她的声音有点急：“田颖，季度报告的数据你上传了吗？财务那边催着要。”
我说：“在车里，我回去就发。”
“行。家里的事处理完了？”
“还没。”
她沉默了两秒，说：“那你把数据发我就行，别的我来弄。”
挂了电话，我想起陈姐这个人，她三十四岁，没结婚，没孩子，在这个城市独来独往。公司里有人背地里说她太强势，不好相处，可我知道她是那种把工作当命的人。去年年底，她胃出血住院，在医院躺了三天就回来上班了，脸色白得像纸，还在坚持开会。
她也从来不跟我说她的私事，我只知道她跟家里的关系不好，有一年过年，她一个人在办公室待了三天，就吃泡面。
我们这些从小地方出来的人，都像是被连根拔起的树，栽到了水泥城市里。表面上活得光鲜亮丽，可骨子里那点东西，总是在某些时刻不合时宜地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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