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奶奶葬礼那天接到法院传票的。
真的，一点也不夸张。那天下着雨，我跪在灵堂前，膝盖底下是硬邦邦的水泥地，哭得眼睛都快瞎了。我婆婆打来电话，声音抖得厉害：“颖啊，你快回来吧，家里来人了，送了个什么法院的东西……”
我当时以为是诈骗。
你说这世上哪有这么荒唐的事？亲爹把亲闺女告上法庭，传票还得挑他亲妈的葬礼当天送到——这时间卡得，比电视剧还准。
“你走——你走啊……”
我对着电话那头喊完这句话，浑身都在发抖。小朵在后面拽我衣角，小声说：“妈妈，你怎么了？”
我蹲下来抱住她，脸埋在她小小的肩膀上，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我说：“没事，妈妈没事。”
可我心里在问自己：田颖，你怎么会没事？你爸要告你，你知道吗？你那个二十多年没怎么管过你的亲爸，现在要你每个月给他五千块钱。
五千块。
我丈夫李海生在一家小工厂上班，一个月满打满算挣八千。我在公司做行政主管，听起来好像挺厉害，其实也就六千出头。房贷两千三，小朵幼儿园一千八，车贷刚还完半年，好不容易喘口气，存了两个月钱准备带小朵去趟海边——就这么点盼头，现在要被一刀砍掉。
我哭不出来，真的哭不出来。我就觉得胸口堵着一团什么东西，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整个人像被人掐住了脖子。
我爸叫田建国，今年六十七。说实话，我对“爸”这个字有多陌生呢？我小时候学写字，写到“爸爸”两个字，脑子里浮现的是我大伯的脸。我大伯每年过年给我买新衣服，我爸呢？我爸忙着陪他第二个老婆和那个……
算了，我先把事情说清楚。
一九八七年，我四岁。那一年我爸妈离婚，原因很简单，我妈生了我之后身体一直不好，没法再怀孩子，而我奶奶急着要孙子。我爸在矿上上班，那会儿刚提了副科长，觉得自己有头有脸了，必须得有个儿子。
我妈是被净身出户赶走的。我记得她走的那天，抱着我哭，眼泪滴在我额头上，凉凉的。她说：“颖颖，妈出去给你买糖，一会儿就回来。”
她再也没有回来过。
不是她不回来，是她回不来。我爸把门锁换了，跟门卫打了招呼，不让她进。我奶奶抱着我站在院子里，对门卫说：“那女人跟咱家没关系了，以后她来找，别让她进门。”
我那时候太小了，不懂什么叫“没关系”。我只知道我妈妈消失了，而我奶奶告诉我：你妈不要你了。
这话我说给谁听谁信？我自己都信了二十多年。
我爸第二年就再婚了。我后妈叫刘桂兰，是邻镇的，比我爸小八岁，长得挺好看，说话轻声细语的。我刚见到她的时候还觉得，这个阿姨真温柔。
我真是天真。
刘桂兰进门三个月就怀孕了，第二年生了儿子，取名田浩。家里所有人的眼睛一下子就全转到田浩身上了，我就像这个家里多余的摆件，放着碍事，扔了也不可惜。
我记得特别清楚，田浩满月那天，家里请了很多亲戚，摆了三桌酒。我一个人坐在厨房门口的小板凳上吃饭，后妈她妈——就是我该叫姥姥的那个老太太——走过来把我的碗端走了，说：“你吃过了还坐这儿干嘛？去把院子扫了。”
我那时候才五岁多一点。
我抬头看我爸，他正抱着田浩给人看，笑得脸上褶子都开了。他看见我看着他了，也就看了一眼，转头继续笑。
那顿饭我没吃成。后来是我奶奶悄悄塞给我一个馒头，里面夹了点剩菜。奶奶拉着我回她屋，给我倒了杯热水，看着我吃。
“可怜的娃，”奶奶说，“没事，奶奶在呢，奶奶养你。”
那之后我就跟着奶奶过了。
奶奶住在村东头的老房子里，三间土坯房，院子不大，种了一棵石榴树。我后来所有的童年记忆，都是那棵石榴树给的。春天石榴树开花，红得耀眼；夏天我在树下写作业，奶奶在旁边纳鞋底；秋天石榴熟了，奶奶踮着脚够下来，给我剥好，一粒一粒放在碗里。
“吃吧，甜得很。”
我爸不是不知道我跟着奶奶过，他知道，他也没说什么。每个月他给奶奶一百块钱，算是我和奶奶两个人的生活费。九十年代初，乡下物价不高，一百块钱紧巴巴够用。可后来物价涨了，他还是给一百，一直给到我去县城上高中。
奶奶从来不跟他开口多要。奶奶说：“我自己种菜养鸡，够咱俩吃，不稀罕他的钱。”
我上初中的时候，成绩还行，在镇上中学能排前二十。那年暑假我回村，在村口碰见我爸开着拖拉机过去，后面坐着刘桂兰和田浩。田浩穿着一身新衣服，手里拿着个我没见过的玩具。
我爸看见我了，好像犹豫了一下，还是停了车。
“考得咋样？”他问。
“还行。”
“那就好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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