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那天，天还没亮透，院子里的灯已经全亮了。
我坐在老屋东厢房的镜子前，二婶帮我梳头，一边梳一边念叨：“颖颖，嫁过去以后要懂事，别让人家说咱老田家的闺女没教养。”
我盯着镜子里的自己，没吭声。
镜子里的女人穿着大红秀禾服，头发盘得一丝不苟，脸白得有些陌生。窗户外头传来村里人忙忙碌碌的脚步声，锅碗瓢盆叮叮当当，空气中飘着油炸糖糕的香气。外头有人喊：“烟来啦——桌子再摆三桌，棚子那头再撑一根竹竿！”
热闹得像全村都在替我过年。
可我心里空落落的，像一口枯井，底下一点水声都没有。
我哥田志刚在院子里张罗，声音最大。他那人就是这样，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安排，连我结婚的酒席都是他一手操办的，菜单、烟酒、座次，样样都要过问。村里人都说，志刚这当哥的，比当爹的还上心。
是啊，他没得选。
爹妈走得早，我六岁那年，一辆农用三轮车翻进了山沟，车上四个人，就活了村东头的老李头。从那以后，我哥就成了我的天。
那年他才十九岁，刚考上省城的大学，通知书还没来得及拆封，就撕了。
我到现在都记得那张通知书撕成两半的样子，红色的封皮裂开一道大口子，像一颗心被硬生生掰成两瓣。我哥蹲在灶台前，把那两半纸塞进炉膛里，火苗一下子蹿起来，映得他的脸红彤彤的。他没哭，回头冲我笑了一下，说：“颖颖，哥去镇上厂里上班，供你读书。”
十九岁的少年，一夜之间就老了。
我上了初中，又上了高中，成绩一直不差，但也没多拔尖。我哥在镇上的机械厂干了七年，从学徒干到师傅，手上的茧子厚得能磨铁。每个月发工资那天，他会骑车到县城，把钱存进卡里，再买一斤苹果提到学校来。苹果洗得干干净净，装在塑料袋里，袋子口系得紧紧的。
“哥，你吃一个。”
“我不爱吃苹果，酸牙。”他说着，从兜里摸出一个冷馒头，就着白开水啃。
我信了。
后来才知道，他不爱吃苹果？他是什么都舍不得吃。
高三那年冬天，我生了一场病，急性阑尾炎，做了手术。手术费三千八，我哥二话没说就掏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三千八是他跟厂里预支了三个月的工资，外加跟村里王叔借了一千块。那之后好几个月，他每天的中午饭就是一个馒头加一包榨菜。榨菜还是厂里食堂免费供应的那种，齁咸，他拿开水泡开了当汤喝。
我考上大学那年，我哥高兴得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就骑着摩托车去镇上买了两挂鞭炮，噼里啪啦放了小半天。村里人都来道喜，说我哥养了个有出息的妹妹。我哥笑得嘴都合不拢，挨个给人发烟，连平时舍不得抽的中华都买了一整条。
他说：“颖颖，你好好念书，哥供你。”
我说：“哥，等我毕业了，我来养你。”
他没说话，别过脸去，假装去点灶台的火。
我去了省城念大学，四年，我哥每个月雷打不动往我卡里打一千五百块。我知道他自己一个月工资才四千出头，还要还债，还要修老屋的屋顶，还要应付村里七七八八的人情往来。我给他打电话说不用打那么多，他就一句：“女孩儿家在外面，不能让人瞧不起。”
我哥就是这样的人，嘴笨，心重，什么苦都往肚子里咽，吐出来的时候还带着笑。
毕业后我留在省城工作，进了一家建材公司做管理，从普通文员做到部门主管，用了六年时间。工资从三千涨到一万二，我每个月给我哥打三千块，他每次都退回来，说：“你自己攒着，嫁人的时候用。”
我说：“哥，我不嫁人，我就跟你过。”
他在电话那头笑了：“傻话。”
那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世上最重要的人就是我哥。他把我从六岁拉扯到二十六岁，整整二十年。二十年啊，他从十九岁的少年熬成了三十九岁的中年人，头发白了一半，腰也弯了，手糙得像砂纸。村里跟他同龄的人孩子都上初中了，他连个对象都没谈过。
别人给他介绍姑娘，他就一句话：“等我妹妹念完书再说。”
等我念完书，他年纪也大了，再没人给他介绍了。
我每回一次家，心里就难受一回。老屋还是那个老屋，墙皮掉了一块又一块，我哥用报纸糊上，糊了一层又一层。堂屋的灯泡坏了一个，他舍不得换，就那么暗着。冰箱用了十年，门封条都老化了，关不严，他拿胶带粘了一圈。
我说：“哥，我给你买个新冰箱。”
他说：“能用就成，花那钱干啥。”
他总是这样，对自己抠得让人心疼，对我大方得眼睛都不眨一下。
去年冬天，我认识了许绍辉。
他是我们公司新来的销售总监，比我大四岁，省城本地人，家里条件不错，父母都是退休教师。人长得不算多帅，但看着干净，说话斯文，做事稳重，对谁都客客气气的。追了我三个月，带我看电影，请我吃饭，下雨天到公司楼下送伞，加班到深夜的时候他点好外卖送到工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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