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间，就到了来年正月（塞音二十二年，大明永乐十一年）。这天是正月初五，民间称为破五，家家户户燃放爆竹，炸的噼噼啪啪作响。
陇西漳县，盐川庄外匆匆忙忙跑来一人，穿着件宽大无比的棉袄，将整个人包的严实。
村民还是有人认出来人，冲那人喊道：“彭全，你日急慌忙的，是给老子送钱来么？”
彭全是汪府豢养的狗腿帮闲，时常跟村里人耍两手钱，故那闲汉有此一问。
彭全脚下一个趔趄，在雪地里打了滚，口里喊了两声“麻达（麻烦、糟糕之意）了！麻达了！”爬起来就跑，对闲汉的调侃全然不理会。
到了汪府，跟门子知会一声，彭全等了半晌才过来个三等管家。
“不得了了，县城里头来了官军，见铺子就贴封条，见闲人就抓。牛大、黑娃、皮家兄弟都给绑走了……”
事情紧急，彭全一把抓住管家的丝绸衣袖，将事情经过讲了一遍。
“哎！真是鸡蛋碰石头！”
管家是个晓事的，气得直跺脚，终于色变。
消息一层层报了上去，中枢之人还四平八稳，下边已经全乱套了。
陇西汪氏可以说是陇西最大的豪强，没有之一。其祖上汪世显本是金人，属蒙古汪古部。
后来投降蒙元，曾经做过巩昌府（塞国改为陇西府）便宜都总帅，统领秦州、巩州二十余州府，几乎等于陇西小诸侯，死后追封陇西公。
到如今，汪家已经在陇西差不多二百年，这么长时间开枝散叶，汪家人遍布陇西各县，就连秦州，陇南府的成县等地都有汪氏后人。
改朝换代后，汪家先是投降大明，又降塞国，实力已经大大被削弱。
可俗话说得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老汪家长房的汪钊一直在军中，如今担任塞军守备军的营长，只可惜被调去了南边。
而当家的汪庸、汪寿兄弟，更是垄断盐川的盐矿，趁会宁办股市那会的东风，把盐川盐业运作成上市公司。
可谓是权也有、钱也有。
汪庸虽然担任过总山合议会的议员，可他家始终与总山保持距离，不冷也不热。
这样的豪强多了去了，例如红谷川的王西宝，关西七卫，四川、云南的土司等等。像奢香夫人那样，积极要求进步的头人（豪强）还是比较少的。
因为朝廷和地方豪强之间，始终横亘着一根刺，那就是土地问题。
这个问题因为塞国的领地扩张而被弱化了，但一直存在。一方面，塞国宪法要保护私有财产，另一方面，工业化发展也需要大量土地作为生产资料。
但豪强手中掌握着大量土地，就比如汪家，他家的地没有红谷川王家多，但手里的水浇地也有十几万亩。
刘学勤不想搞打土豪、分田地那种破而后立，就只能采取温和的赎买办法。但涉及到公共事业的部分，有些事就不好商量。
比如修桥、铺路、架设电线桩等等，你要占人家的私田，这些人要么漫天要价，要么暗戳戳地搞破坏。
地方官员气急了，就恨不得拔刀子。
要不是总山一直保持克制，那必然会导致流血事件。
这就是刘学勤送给太子朱高炽【妥协】的深意，憋屈不？那是自然。可是暴力手段一旦放下去，造成的结果可能十倍、百倍放大。
可自古以来民不与官斗，老汪家得到消息，也着实惴惴不安。
初六，汪庸兄弟就串联了当地几大家族，李家、边家、米家等，因为陇西罢工事件已经被官府定性为“民乱”，往大了说，那就等同造反。
商量了一天，大伙儿也没议出个所以然来。倒是有人提出去台湾投奔粟登科，可是他们家大业大，那么多财产也不是一下就能变现的。
初七，晴。
地上的雪化开了，乡间的土路格外泥泞，风冷嗖嗖的，把在外边玩耍嬉闹的小孩的脸吹的皴红。
两辆卡车摇摇晃晃到了盐川庄子外边。
第一辆车上下来的全是身穿绿军长袄的士兵，个个头顶钢盔，肩背步枪。就在庄外排成两列，一个约么是小旗官的长官在前面喊话，又是上刺刀，又是拉枪栓。
就哗哗那么齐整几下，整座盐川就像罩上隔音罩，狗不叫了，鸡也不跳了，静的就像一座坟墓。
后面那辆车上也下来人，个个身穿黑夹克，紧身裤，罩衣背后印着偌大俩字：“安全”。
一位中年胖子排众而出，手里拿个喇叭，冲着庄子里边喊话：
“安全局办事，无关人等速速退散！”
“安全局办事，无关人等速速退散！”
那些堆雪人，打坡牛（陀螺，），滚铁环的小小子们顿时跑的一个不剩。
“汪议员，这位是我们安全局的马科长。”
士兵只是在庄子内外设立岗哨，黑夹克们直奔汪府而去。
事到临头，汪家族老只好笑脸相迎。好在跟黑夹克来的，还有漳县税务局的一名干事，有些尴尬的是，汪庸还不认得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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